劉家和先生提出，“理性結構不同是中西思維不同的根本原因。”而思維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不同，又決定了制度文化和物質實踐上的不同。

理性結構是人類各種理性所組成的結構體系，其中各種不同的理性又起到著不同的作用。其中包括邏輯理性（又稱純粹理性）、歷史理性、自然理性、和審美理性等方面。

而“古代西方的理性結構包括邏輯理性、自然理性、實踐理性/道德理性、審美理性，而缺少歷史理性，理性結構以純粹理性為主導”，而古代中國因具有豐富的歷史記載和一脈相承的歷史經驗，從而以歷史理性為主導。因此在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過程中，在思想文化和思維方式，從深層次影響重塑原因的因素，也必然是東西方的理性結構差異所決定的。

例如當時三世紀的羅馬帝國整個社會遭受了經濟衰退和文化停滯。在城市經濟衰退、農業減產、貧富差距極大、軍事混戰頻發的年代，所產生的社會思潮似乎和東晉士人的玄學思潮頗為相似。當時羅馬帝國的“精英分子追求的是自由和振奮人心的內心生活，而普通人卻感到物資的短缺和世俗生活的限制使他們不堪重負。他們渴望死后得到不朽的幸福。”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受到極大限制，疾病、瘟疫、戰爭和輕微的動蕩都可能摧毀其平靜生活的時候，人們更愿意去追尋一些精神上的寄托。

類似于和一些更為永恒的存在溝通或是達成精神上的契約以實現死后的神圣歸宿。而當時的多神教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在多神教體系中，神性世界通常被視為支持和合法化整個社會的來源，而不是絕對道德權威與最終歸宿的獨立源泉。在大多時候，多神教的神的功能只是為了保障公共福利和國家的繁榮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東方的各種教派就在羅馬帝國境內受到了廣泛的歡迎。

這些宗教對于信徒的宣講，總是從英雄或是神的神秘命運開始。這些故事和傳說也大多涉及了死后復合，其內核多與世界本質或是自然的循環有關，和歷史的進程幾乎沒有聯系。基督教正是這些宗教中最有活力和組織力度的一個，它不僅僅局限于特殊群體，而是面向社會各階層。在基督教教士的口中，耶穌是獨一無二的普世救贖的傳導者，他的救贖將所有人從罪中解脫出來。基督教會有效地滿足了虔誠者兼受過哲學與思辨訓練的人的宗教渴望。

在這里，他們發現了一種以啟示和交流為基礎的教義，以實現了邏輯理性與道德理性的理想統一。“而儒家意識形態對于之前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是保持著繼承的。即便是意識形態層次的重塑與變革，也依然是和之前乃至于三代的歷史緊密相連，具有極高層次的歷史理性的思考。

“文質”之說要求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對于周秦時期的“文敝”、“文致”的社會意識形態予以糾正和改變。對于秦代法家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思想體系，要以“反樸”、“反質”、“復古”的名義加以改造和摒棄。“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而漢儒對于前意識形態的否定與批判也絕非是僅限于概念和邏輯上的舉措或是“德”“刑”之道的差異，而是對于文明進化和社會分化的歷史理性的思考，儒家意識形態的重塑過程，在某一方面也帶有著對于文明過度發展的反思與節制。

還比如，儒家意識形態與基督教意識形態的內部思想分裂與矛盾表現的差異也是理性結構不同所致。儒家思想內部的分裂與沖突表現為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矛盾，其正式出現源于西漢末年。在劉歆上書申請增設《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諸博士之前，沒有將其統稱為古文經的概念。

劉歆在整理校對古書的過程中，“大好之”，從古籀文字撰寫的經書中，發現與當下通行不一致的經典，于是提議列于學宮，但被五經博士群起反對。在認識世界看法以及理想觀點上，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而今文經學提倡師法、家法，代代相傳、壁壘森嚴，對于經典的解釋比經典本身多數倍不止，從而壟斷了傳播知識的渠道和出仕的途徑。自西漢至于東漢末年，綿延的斗爭最終以兩派經學的融合告終。中國的思想激辯和斗爭都是離不開歷史的，論證當代所發生的事情離不開對于史料的回顧。思想哲學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辯論，無疑也離不開歷史傳統和經典著作。

基督教思想內部分裂則表現在對于“三位一體”和“從屬論”的矛盾。基督教神學家和他們的教會在四世紀初突然集中于試圖闡明圣父神和耶穌基督之子之間的關系，以及圣靈在三位一體中的角色。阿里烏斯和他的支持者清楚地強調了上帝同基督兩者之間的區別，及基督對于上帝的從屬地位。而亞歷山大主教亞歷山大則堅定地認為圣父圣子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因為，他們本身想討論的絕非僅僅是關于“三位一體”這一神學概念，也不可能因為這一概念而匯集各地區主教召開普世大公會議。

基督教神學家和主教們所面對的其實是突如其來的現實問題，即如何定義基督教皇帝，以及如何處理基督教皇帝的存在及其統治對于教會、教徒及神統治的影響。他們將耶穌基督和羅馬皇帝的關系及設想，投入到試圖闡明圣父神和耶穌基督之子之間的關系，以及圣靈在三位一體中的角色的思考與辯論中。對于他們來說，對于這一宗教概念的界定，就好像是闡釋一種象征語言、一種習慣用語、一種媒介、一種分類邏輯。這種辯論絕不涉及歷史理性的存在，是一種邏輯理性的碰撞。

綜上所述，歷史理性與邏輯理性在意識形態重塑的深層思維方式上，決定了意識形態重塑的方向與表現。儒家思想意識形態與基督教神學意識形態的最終確立，不僅僅是外在內在思想成熟的內外作用，更是深層思維方式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