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種思想被徹底塑造為意識形態的過程中，能使其在統治階層和普通民眾中都普遍獲得了合理的認同與支持，首先就要有完整而又邏輯自洽的思想體系。

西漢董仲舒所填補的儒家思想倫理結構和統治秩序成為了儒家意識形態體系中重要一環，使儒家思想在當時各階層都具備了極強的說服力。

但其理論構建還沒能真正貫徹到基層社會的普遍意識之中。“三綱六紀”思想的提出與整合是儒家的基層禮治理論體系的豐富與完善，使社會統一到了一個道德觀念體系之中。基督教思想對于希臘哲學思想的吸收與引用更為宏觀，教父們用汲取的智慧豐富和充實了基督教神學思想，使之逐步具有了完備性和更廣泛的適應性。四世紀初基督教思想體系的豐富與完善，已經足夠支持其作為一個主導意識形態來為羅馬帝國境內所出現的社會問題提供尋求答案和解決方案的能力。

自西漢武帝以來，承載儒家思想的士人階層數量出現了激增，至于西漢后期或東漢初期，儒士階層不再是單純從事教育職業的民間教師形象，而是逐步實現了宗族化與士族化。東漢初年的統治者面對這種社會狀況，在進一步重用士族、提拔儒生的同時，不斷強化對于官僚的管控，以實現儒生的“吏化”。

而儒生也借此機會，全面參與到了官僚體制運行之中。而基督教信徒在被確立為意識形態之前的具體數量無法考證，但大致數量不少學者都給出了相應的看法。或有多少，但四世紀初的基督教社群已然是羅馬帝國統治中不可忽視的存在。而信徒增長的數據和模型實際上足夠證明了325年的基督教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并做好了接管整個帝國公共宗教領域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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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意識形態確立前都出現了思想內部的分裂與危機。但與其是塑造意識形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如說是面對亟待解決的分裂危機，才會召開會議來解決矛盾并正式確立意識形態。東漢初年，儒家內部的矛盾主要是讖緯思想同傳統經學思想的矛盾，以及今古文經學的矛盾。

前者主要以學者對于神秘主義的抨擊為主；而后者則爭論得更為現實，以對于知識和仕途機會的爭奪為主。而基督教對于基督教上帝的三位一體神學的爭論實際上是和對于基督教皇帝哲學的論述結合在一起的。突如其來的基督教皇帝角色，追使所有的基督教神學家和基督徒們重新思考帝國統治的概念和關于神統治的教義。這些矛盾和辯論的中心點和裁決者最終都是君士坦丁，而分裂的解決與意識形態的確立不僅在于會議的內容，還在于在皇帝的引導和支持下對于這件事情進行討論本身。

綜上所述，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原因有著表現形式各異，但較為相似的內部思想和階層原因，包括思想的融合與成熟、思想載體階層或群體的人數與結構變化、思想內部的分裂與沖突。思想體系的完備與其載體階層的力量壯大，使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神學思想具有了承擔起整個國家思想領域與搭建意識形態的能力。思想內部的矛盾與危機推動著統治者為了彌合矛盾，解決危機而召開會議，從而完成了古代東西方國家意識形態的重塑。

影響意識形態重塑的深層原因

通過意識形態重塑的外部背景比較與意識形態重塑的內部思想及社群原因比較的研究，從古代世界中西國家意識形態的重塑原因表現異象中抽象出來了一些相同的要素，形成了比較認識的結果。“但這一成果并不意味著比較認識的終結，而只是歷史比較的第一個階段。因為，通過第一階段的比較不但沒有消滅異的真實存在，而且在新的界面上又產生了異和同，從而為下一步的比較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提供了新的條件。”

對于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原因表現之異進行研究，能夠發現在物質文化以及制度構建方面，東西方均存在著相當的差異。就像漢王朝所面對的前意識形態的衰落是法家意識形態以及秉持延續著法家精神內核的黃老思想；而羅馬帝國所面對的前意識形態的衰落則是混雜著教俗體系的多神教信仰和精英共和的元老院傳統。

兩個重新塑造的意識形態的主體也存在差異，基督教是純粹的宗教體系，其不論思想還是組織形態都是屬于宗教范疇；而儒家則是一個混雜著宗教功能和一定神秘色彩的人文主義集合體。此外，在思想載體的傳播擴大方式以及當時內部出現的分裂與沖突情況等方面，東西方意識形態重塑原因的具體表現也存在著相當的差異。

這些物質文化以及制度構建方面的異同深深受到著更深一層文化差異，也就是古代東西方國家各自的思想文化層次的影響。從思想文化層次對于影響兩個古代國家意識形態原因的深層因素進行分析，從而進行在“同中之異”基礎上的更為深刻而真實的東西方思想文化因素比較。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宗教與人文主義因素、理性結構因素和通用語言的因素。在程度上，三種因素也同樣是層層遞進，逐漸深入的關系。

宗教與人文主義思想

漢朝和羅馬帝國重塑意識形態的原因雖是殊途同歸，但影響其過程發展因素和最終塑造結果差異的深層原因，首先依然是宗教與哲學思想的差異。這種宗教與哲學因素的區別與差異，既是導致意識形態塑造原因有別、結果殊同的深層原因，也是最后塑造成的意識形態體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