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統治者的個人經歷及傾向

在公共立法領域，君士坦丁認為自己背負著上帝選召推動真正宗教的使命，但也沒有對于原多神教徒采用強制的態度。

“他的最終目標是使他的所有臣民都信奉這種宗教，但這并不是出于約束，而是出于自愿。當他統一帝國西部之后，就下令恢復了教會的資產，并對其授予了免稅的特權。”除此之外，違背了基督教的基本道德準則等習俗或宗教儀式被下令以禁止。君士坦丁希望公眾生活能反映出一些基督教神圣的倫理原則，他廢除了類似于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刑或是用烙印來毀容的殘酷刑罰。受到了相當的**，他還是禁止了血腥的角斗士活動。

此外，君士坦丁還為了保護婚姻和兒童設立了法律，對于原本在帝國境內普遍的殺害或是販賣兒童的行為予以懲罰，并對于由于非婚生子等原因而被拋棄的孩子提供幫助。這一系列法令無疑也是基于基督教的基本觀念，認為孩子的靈魂同成年人一樣，是由上帝所創造。相對于長期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東漢諸帝來說，君士坦丁所面對的情形更加復雜化，其在歷史上所留下的性格也顯得格外矛盾，一方面溫和恭敬，另一方面又殘酷無情。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并沒有辦法一下子改變整個國家。

君士坦丁在生活實踐中摸索著一個信奉基督教的皇帝應該是怎樣的，他應該怎樣統治國家，包括謹慎地立法與插手教會內部的爭端等。教會作為一個共同體，彌合了整個帝國內部思想和秩序的分裂與混亂。這也使得一個致力于統一思想和傳播信仰的皇帝，在面臨教派內部的紛爭的時刻會選擇召開會議以解決沖突，并決定何種思想代表著真正的基督教。

結語

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原因有著類似的外部原因因素，包括前意識形態的衰落、皇權對統治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皇帝個人的經歷與傾向。意識形態的重塑同前意識形態的衰落密不可分。

秦滅亡后，法家意識形態就處于構想的崩潰與衰落之中。而西漢末年逐漸增加話語權、混雜著道、法、陰陽等家思想、未成形的儒家意識形態，還沒能統合起全社會共同的意識環境，仍不能完全被確立為意識形態。而羅馬帝國面對的是多神教信仰與元老院傳統的衰敗。

這兩種意識形態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長達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已經變得必不可分。而三世紀末、四世紀初的多神教意識形態已經無力凝合整個地中海帝國各地區公民的思想和文化。元老院傳統也在三世紀危機和戴克里先改革中大受打擊。整個社會實際上在呼喚新的意識形態的出現。

專制皇權在具體的行政、軍事力量之外，普遍追求一種更為神圣的解釋。儒家學者很早就開始論證儒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力圖擴大儒家思想對統治者的影響力。之后在東漢王朝建立過程中，其傳統理念以及讖緯這種神秘化的儒學解釋都對于統治合法性的構建作出了貢獻。而羅馬王朝的統治合法性與多神教信仰有著深度的綁定，而君士坦丁作為這一體系的打破者，為了擺脫這種統治合法性的關聯，將擴大家族影響、鞏固皇權統治合法性同基督教信仰的確立關聯了起來。

此外，雖然現在大多的研究觀點認為，君士坦丁的基督教的意識形態化政策的現實考量。但不可否認，其自幼受到的基督教的影響對其政策的決定以及最終的皈依同樣非常重要。而光武、明章都是在濃厚的儒家思想籠罩下成長起來的，深受儒家教育的影響。尤其是漢章帝，處事施政皆按照儒家學說的理念與名義實行。綜上所述，漢朝與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的外部原因上雖表現各異，但之間具有著共同性。這種二者的外部共同性驅動著國家的統治階級，使之迫切需要確立一個新的意識形態體系。(www.ws46.com)

儒家思想的融合與完善漢朝的制度運轉沿襲了秦代法家設計的制度架構，但本質上來講，這種制度的設計與實踐主要源于疆域版圖相對狹小的統治范圍下的控制策略。法家所設計的制度排斥了原本依賴血脈和禮樂制度所建構的宗法倫理網絡，依托于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實現了統治者對于基層個體的嚴格管束，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將其稱為“法家式的單子論”。

但這嚴刑峻法所高度籠罩的制度體系在一個極為廣闊的疆域和其中日益增長的人口數量的背景下，卻再難實現原有在小疆域和較稀疏的人口條件下所實現的高效的吏治統治和涉及各個地區各個領域的嚴格管控。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所面對的領土與人口的問題所帶來的統治成本的增加與統治秩序的混亂都是呈指數性遞增的，漢初儒者也就趁時提出了道德主義與禮治秩序的理論構建與制度轉向。

儒家思想在先秦諸子學說里只是較為有影響力的一支，并不存在著壓倒性的優勢或者在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影響力。只能說社會在失去了故周一直以來的禮治秩序后，儒家也從廟堂之上的制禮作樂的規范者變成了禮治教化在鄉土基層之中的樸素推動者，正所謂“禮失求諸野”。

在西漢時期儒家要重新獲得權力的支持，甚至是指導皇權從而成為整個國家的核心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就需要擺脫以往的一種樸素的非官方民間知識傳播教化者的形象。這樣一來，急需脫胎換骨改變傳統形象的儒家學說就需要新的理論構建來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決策身份。在這一過程中，孫叔通、陸賈、賈誼等人都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