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對于古代世界的中西比較研究問題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沃爾特·沙伊德教授對于中西古代國家歷史比較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

他的《羅馬與中國：比較視野下的古代帝國》《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等書籍主要依托“帝國”概念與理論體系，對于漢代和羅馬的政治制度體系、財政經濟體系、宗教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比較。

特別的是，他還基于彭慕蘭的大分流理論提出了從“大融合”到“大分流”的觀點，認為中西古代文明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各自處于一個“大融合”的歷史發展階段，直到公元6世紀“大分流”的出現。而且兩個文明應對分流的過程及最后導致的結果也是不同的。

中國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后，又回到了曾經的帝國模式，而西方則步入了后羅馬世界，碎片化和多元化。這種結果的差異是和機構以及國家控制力密不可分的。德國學者穆啟樂和閔道安的《構想帝國：古代中國與古羅馬比較研究》基于帝國秩序的興起與衰落為主題，主要關注古代秦漢王朝與古羅馬帝國的觀念建構和意識塑造的問題。他們更關心在歷史上的龐大政治實體中所產生的“帝國”與“世界”的觀念形象及其理解與價值體現的問題，試圖從歷史比較的視角中尋找到這些觀念對政治和社會以及自身的影響。

總之，這兩個幾乎同一時期崛起與亞歐大陸兩端的強大國家政權，有著相似的歷史分期和演化趨勢，在存同存異的基礎上有著比較的條件與價值。相當多的中西比較視角投射到中國的秦漢王朝與歐洲的羅馬帝國的比較，中外學者對于兩個古代國家的可比性都有著相當的關注和討論。

漢朝和羅馬帝國作為古代時期的東西方文明中心，之后上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并對人類文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甚至說，以古代世界國家為中心的東西方比較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經專注于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比較研究了。不論是歷時性還是共時性，兩個古代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以及于文明發展軌跡方面，都有著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所以說,對于將漢朝同羅馬帝國進行比較，除當下中國崛起的現實因素以外，歷史比較研究本身也是存在著相當充足的理由與理論依據的。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意識形態化的研究

不可否認歷史上的主導意識形態不論有什么利弊影響和歷史意義，終究是為了當時統治階級服務，便于其為階級或集團里以進行辯護或是對治下人民進行剝削壓迫的。但處于歷史下游的我們，對待曾經主導我們民族、國家、乃至地區的意識形態，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就不能單純地將過去的意識形態靜態化、形而上地認定為一種虛假的觀念。當我們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定義源自于曾經的意識形態時，我們很難或者說無法超脫以一種絕對理性的身份和思維來真正詮釋這種意識形態的性質和影響。

對中國古代史中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則繞不開儒家意識形態的形成、發展及影響。對于儒家意識形態的研究也變相地將“意識形態”理論研究同中國歷史研究相勾連了起來，從而建立了一種具體的、相互溝通的理解與詮釋的關系。對儒家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不僅僅是簡單的歷史背景下的階級性的討論問題，更是為實現思想的內在邏輯的突破以及在古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基礎上對階級利益與階級觀念系統的表達，并以此作為思考制度文化建構與塑造的結構性因素，或更進一步為現實生活提供了一種意義參照。摘自: www.ws46.com

因此，對于意識形態塑造原因的研究更在于官方認定與選擇一種社會思想觀念進行建構的過程中的社會意識表達。這種表達在與社會基礎與政治、社會制度互通的過程中為一般社會成員所共享而實現的合法化功能，還有由此掌握精神文化再生產的社會階層與迫使勞動力屈服和聽命于統治階級的再生產社會秩序的長遠影響。

尤其是針對儒家思想的意識形態化問題，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提及了國家意識形態的確立及思想同知識階層的互通。他對于儒家思想學說逐漸成為籠罩一切的意識形態的過程，以及儒家思想對于政治制度等系統的滲透以構造出思想一致的時代做出了深刻的論述。

林存光在《漢代儒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分析與批判》對于漢代儒學的意識形態的功能，尤其是合法化功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與反思。他的博士論文《儒學的意識形態化——一項政治文化研究》論述了秦漢之際大一統封建國家政治文化的建構中儒學思想與現實政治的互通，以及被整合建構為合法性結構的內在因素。尤其是對于經學的情景解釋與應用，以及對儒家意識形態功能的分析與批判有著話語體系、詮釋學等視角和結構的認識。

此外他認為對于儒家意識形態的研究要基于社會制度、學術思想以及意識形態三個層次進行整體性研究。“作為一個整體的儒學，它有其獨特的觀念形態或思想體系，而其思想觀念的意義并非徒托之空言，既以制度為依歸又欲引導一種生活方式，并實際地構成了一種建構現實的結構性因素或社會力量，從而發揮其意識形態功能。”

吳江的《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研究》以及李湘、李軍、李方澤編著《儒教中國》也對儒家的意識形態化有著相關的系統分析。干春松先生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從社會史和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對儒家文本的經學化、五經博士體系化、孔子的神圣化等儒家儀式制度構建的內容進行了精彩論述，對意識形態的觀念體系構建及同后來的顛覆危機之間關系有著深刻理解。

當然，對于基督教意識形態化的討論，很多學者并沒有采用意識形態的詞匯，一部分是早期學者還未進入意識形態的話語語境之中，另一部分學者是在竭力避免使用這一容易讓人產生政治聯想或者讓讀者混淆的概念。不過，不論怎樣，對于基督教思想觀念基于社會實踐活動進而從一個小社群的精神轉化成整個羅馬統治地區的主導性觀念系統的這一過程的任何討論，應該依然屬于意識形態這一領域的討論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