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弼看來，歷世為天下所患者，外夷狄而內奸雄，而奸雄之害更甚，“小則有割據之患，大則致傾亡之禍”。

早在景祐元年（1034），時北宋與契丹結好，西夏未叛，夷狄之患并未被納入考慮范圍。富弼認為朝廷的當務之急為治國安邦、防止內亂，待國泰民安、政教宣達，“則奸雄不得志，于是蓄銳而退”。

寶元二年（1039）元昊始擾邊，富弼擔心的仍是懷有二心之人助賊為患，“奸雄侮于內，夷狄擾于外”，使國家分身乏術，難于應對。九月富弼上《論西夏八事奏》，指出元昊擾邊以來，相繼三次以民充軍，天下財賦十之八九用以贍軍，“人民無所逃避，變亂豈有不生？手足之患未除，心腹之疾又作，則臣深為執事者危之”，多次提到了關中用兵，要在撫恤百姓，防止內亂。

比起夷狄橫熾，富弼更擔心的是橫征暴斂導致農民承受不了負擔而起義造反，從根本上動搖北宋統治。對夏、遼用兵，巨大的軍資耗費會加劇北宋本就入不敷出的財政赤字。國家為了斂財只得向百姓施壓，揀民充軍、變相稅收使百姓不堪其苦。如：在太平歲月里，北宋每年從陜西諸路征收的錢、糧、絹布等，總數加起來不過兩千萬；而對西夏用兵以來，立即增加到將近三千四百萬，較之前增加了十分之七。

西夏未叛之前，各地雖有盜賊，但從未有敢入城行劫、殺戮官吏之人；而對西夏用兵以來，物力窮困，人心嗟怨，朝廷不能撫慰百姓，遂使其聚而為盜賊，“賊入州縣打劫者約三四十州。今則白日公行，擅開府庫，其勢日盛一日”。

因此對于邊事可能會引發的叛亂，富弼則顯得極為擔憂，“表里合攻，臣亦甚為陛下憂之”。熙寧九年（1076）夏，交趾叛變，富弼上疏建議神宗不宜出兵引戰，并反復提到安民問題。言：“與此時贍軍所費，一并取足，則民不堪命，無以為生，嘯聚驚騷，或難禁戢。伏愿陛下降詔有司并下諸道，切以寬民為務”。

提到西夏問題，“聞秦、隴之外，數年用兵，克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開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為國朝美事”。富弼雖對西夏用兵取得的戰果加以肯定，但卻話鋒一轉：“然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陜西即今上下窮窘已甚，事茍得實，臣竊憂之”。

富弼在遺奏中，提到西師之失，亦言：“邊兵寡弱，村落蕭條，士無斗志，難復為用，久戍未解，糧餉不時，百姓畏恐窮困，前日繼有調發，已不從命，度此事勢，可不深慮哉”！富弼認為，“奸雄四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v觀歷史，秦末、隋末、唐末，三朝皆因此而亂，富弼十分擔心北宋步前朝后塵，因此面對西北邊事，富弼秉持息戰通好、謹慎御邊的原則，以求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國家得以長治久安。

防止遼夏勾結，分而治之

在宋、遼、夏三邊關系中，最讓富弼殫心竭慮的則是遼夏二敵相互勾結。悉數富弼關于邊事的上疏奏章，無一不提到這一隱患。早在寶元年間，富弼就認識到遼、西夏將直接影響北宋的國防安全。

慶歷四年（1044）又言：“臣深見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兩下牽制，困我中國”。熙寧年間，當朝廷準備對西夏大舉興兵時，他亦反復提醒神宗“伏緣西夏與北敵常為犄角之勢，蓋北敵山前后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對于軍情民心，朝廷須常加防察，絕“不可使至于此極也”。在遺奏中，富弼亦是竭力相勸：“臣觀今日近憂，最在西事。不惟夏人以前日之怨，必思報復，又遼人雖重信好，未敢輕絕，然懷齒寒之憂，又窺舉動之失，豈不乘此間隙，陰相黨助，為我深害乎”？

富弼行事謹慎，頗為深謀遠慮。他深知面對遼夏兩個勁敵，北宋的力量顯得較為薄弱。神宗雖胸懷開邊的遠大抱負，然太平天子并非開國創業之君，尤不可概然舉兵。北宋用兵只是虛張聲勢，而遼卻是有備而來，以虛聲而邀彼實來者，成敗勝負顯而易見。北宋輕率用兵，引起遼夏犄角之勢，定會給北宋帶來邊境危機，由此富弼一再要求神宗口不言兵，而其休兵養民的思想便自然不被統治者積極開邊的政策所容了。

元豐末年，宋軍靈武失利，大敗而歸。神宗當朝慟哭，諸大臣不敢仰視。神宗嘆曰：“誰為朕言有此者？”而后又自問自答道：“唯呂公著數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

其實不然，富弼一再勸說休兵，只是神宗以其茍安，不曾理會罷了。對此，朱熹有著中肯的評價：“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后來傾信王介甫，皆從此起。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朱熹認為，自神宗朝對遼夏邊事輕率用兵，削弱了本就不支的國力，“遂至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老臣之心，拳拳所望，神宗在兵敗后對富弼先前言行當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