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基本條件

因塘泊的建設，以致河北千里之境，多為塘水，而沿邊安肅、廣信軍等地區的絕大多數百姓都缺少耕地。

河北沿邊塘濼防線，雖然在抵御遼軍起到積極作用，卻也侵占大片農田。如此一來，可耕地便所剩不多。

又安肅軍、廣信軍等地，洼地居多，農業受到很大限制，安肅軍地區的土地狀況不太利于種植業的發展。北方多旱地，本不適合種植水稻，但河北北部沿邊地區，周圍湖泊河流眾多，地勢低洼，水源充足，旱地作物難以成活，因此北宋時在此地區積極推廣種植水稻。《宋會要輯稿》載：“安肅軍界閘板口鋪以東，舊系屯田務地，并是稻田……自熙寧七年夏中，其邊吳，宜子二淀積水并已干涸，即今通行人馬，不比安肅、廣信軍西北猶有山勢關隔。”

在種植水稻的同時，以開方田達到鞏固邊防之效。明道二年（1033），臣僚上言，聽聞太宗時期，以修方田來戍衛安肅、保州、定州等地。而今遼朝國內諸事較多，可以趁此機會，引水稻而置方田，對田地四周挖溝渠，并以縱寬一丈，深二丈，鱗次櫛比交錯的構造，使得兩溝間彎曲處皆為近路，以此便于步兵通行，適應了軍事需求。元豐二年（1079），“詔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興置水利。”

農業政策

由于安肅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農業發展受、軍事環境的影響較深。其地的發展政策都具指向性。(www.ws46.cOm)

其一，鼓勵屯田。景德元年（1004），當時河北地區防御契丹兵馬，已布置妥當。順安、靜戎軍地區，先開河道，治理溝渠，以此更好地屯田。但因遼敵入侵，以此為突破口，導致邊民無耕地種植。其二，減免賦稅。針對戰爭破壞，對緣邊州軍適當免稅安撫。

端拱二年（989），自契丹侵入以來，以至邊民流離轉徙。北宋朝下令讓地方官吏及巡檢使，召回棄農外出的百姓，加倍安撫以實現歸業。但由于遼敵軍隊踐踏田地損失較大，并對保州、易州、靜戎軍、威虜軍等十三處的地區的秋夏稅收進行免除。其三，獻糧授官。真宗咸平三年（1000），“丙申，免靜戎軍漢陽等五鄉秋稅，以其經戒寇侵略也。”因遼軍頻繁南下，而相應減免秋稅。

又因軍事供給不足，通過進納補官的方法，許民眾送納糧粟，并按等次酬獎，為安肅軍地區添置糧草。咸平末年，時任水部郎中許玄豹指出，緣邊州縣糧谷較少，期許朝廷答允以授予官職之法來取得糧粟。三司初請及今條件施行劉綜等元奏，定州、廣信軍、安肅軍、北平寨四處，乞許納斛斗千石與本州島助教、文學……真宗曰：“爵賞之命，尤宜慎重，此事若行，經久便否？宰臣寇準等對：“幸有典故，以濟邊備，欲望施行。兼乞陜西亦依此例，別詳酌聞奏。”從之。”

由于史料所限，有關安肅軍地區的農業產量狀況，并沒有做詳細記載。《宋史·五行志》載：“元豐五年（1082），青州、安肅軍、憲州禾皆異畝同穎。”景德二年（1005），“壬申，大名府饑，命轉運司發倉賑救……其廣信安肅軍、北平寨粟麥，悉以香藥博糴。乃詔出內帑香藥有利于人者貿易之，以實邊備。”由此可知，安肅軍地區農業產量尚不可觀，種植水稻的目的，更多是服務于邊備。

元豐六年（1083）戊辰，神宗下詔：“河北瀛、定二州元豐五、六年后接今歲提舉糴買封樁糧草司所糴糧，數以巨萬，而散于諸處寄糴，緩急屯集大軍，遠近不相及。兼新倉殆為虛設，又兼糴處多無守具，若令漸運入新倉，則其費不貲，不若致商人自運為便。未知必須寄糴利害，宜下本司具析。”

時任河北糴便司提舉的王子淵提出，寄糴法施行許久，且保州、安肅、廣信等州軍處于定州以北，為極邊緊要儲備之地，而真定府、祁州等地為次邊，應當籌劃措辦軍儲，與在瀛洲修建的都倉所距不遠，這樣利于提取，快捷方便，且一日便可到達。或由河北糴便司置兌移，將糧粟并歸瀛洲都倉，這樣一來，既打擊了商人抬高糧食價格，又能更好地去平抑物價，囤積軍儲，以限戎馬。

榷場貿易

北宋與遼朝雖然在軍事上相互對峙，但經濟方面卻是相互依存，這也成為雙方進行榷場貿易的基礎因素。宋代置榷場，并設場官進行主持，以此更好地對邊界貿易進行管理。

北宋時期安肅軍地區榷場建制：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初置靜戎軍榷場，以允則領之。”由李允則管理靜戎軍榷場與遼國間貿易往來的相關事宜，負責規范市場及打擊走私。淳化二年（991），對于榷場交易種類進行了相應的規定，下令雄霸州、靜戎軍等地置立榷署，以掌管過境往來貿易。并增加物品蘇木的售賣，但不久后又罷棄。因此，早期的榷場貿易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時任內殿崇班的閻日新提議，于靜戎軍、威虜軍兩地置場販茶，并收取盈利以資助軍事開支。安肅軍榷場因宋遼戰爭及其關系的變化而時廢時置，澶淵之盟后，才逐漸穩定下來，景德以后，宋遼間的榷場貿易日益規范化，也隨之限制了重要物資的交易。

并對走私活動，給予嚴酷處罰。仁宗皇祐三年(1051)，定州路安撫司曾言，在雄霸州、安肅、廣信軍榷場與遼國的貿易往來中，多次私帶銅錢離境，現今巡防邊界貿易，若緝捕所犯之人，并授其一官半職。徽宗政和元年（1111），安肅軍等地多以銅錢夾帶走私為主，北宋對此也立重法處之，但走私貿易仍接連不斷，致宋錢北流。

廖隆盛根據日本學者加藤繁和宋晞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出：“景德二年(1005）到天圣元年(1023)，與其它州軍相較，設有榷場的雄州、霸州、安肅軍和廣信軍四榷場的商稅，都相對偏低。河北西路的安肅軍地區則居十七個州軍的第十五名，占全路稅額的1.3%。至熙寧十年（1077）的數據中雖略顯增長，但安肅軍地區仍居河北西路的第十五名，占全路稅額的1.43%，微乎其微。”安肅軍地區的榷場貿易較為穩定，但其較低的稅額率與銅錢大量外流的現象沖突，進而說明了安肅軍等沿邊地區走私貿易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