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字彥國，生于景德元年（1004年），卒于元豐六年（1083年），洛陽人（今河南洛陽人）。

富弼于天圣八年（1030年）以制科茂才異等及第，任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由此步入政壇。

富弼生活的時代正處于政局十分動蕩的北宋中期，當時的統治集團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堪稱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影響了富弼，同時亦成就了富弼。

時代背景

富弼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這段時期屬于北宋中期。“內憂外患”是貫穿這段時期的主線，這對富弼的一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北宋狀況

顯德七年（960）正月，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得以黃袍加身、以宋代周。宋朝的建立是通過兵變奪取政權，因此為防范歷史重演，北宋自開國之初便“因唐、五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于上，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北宋統治者亦都秉承著“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原則，即：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

趙宋的“祖宗家法”在立國初期確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鞏固政權的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些舊制并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因循茍且，積弊日深。這就造成“冗官”、“冗兵”、“冗費”的局面日益加深，北宋深陷統治囹圄。

為防止官員專權，北宋官制實行官、職、差、遣制度，以分割各級官員的權力。這就直接導致了北宋行政機構臃腫、官員數量繁多，辦事效率低下。真宗時期，有機構稱裁減冗官冗員十九萬五千余人，光是裁減的人數都達如此之眾，可見冗官問題已十分突出。而科舉遂濫又加劇了這一問題。“隋唐初設進士，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此外恩蔭制度也是極濫，一人為官，則子孫親戚都可以做官，官大者甚至可蔭及其門客醫士，“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

宋朝還豢養了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北宋的兵制，大概有三種：守衛京師的禁軍、鎮守諸州的廂軍、在所防守的鄉兵。此外，北宋還實行一種名為“養兵”的政策，即凡是有發生饑荒的地方，北宋就在此地大量招募饑民入伍充軍，將流民收為官兵，以此來杜絕百姓不滿的事情發生。由于北宋軍隊并非采取優勝劣汰的法則，軍隊中老弱士兵不在少數；將士們久不習戰，素質低下，戰斗力十分薄弱，導致在與遼、夏的戰爭中連連敗北。

冗官和冗兵直接導致了冗費的發生。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除了支撐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每年還要支付給遼、夏巨額的歲幣，北宋財政早已入不敷出，“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國庫告急，統治者只能加大對百姓的搜刮。除了使用晚唐實行的兩稅法（即按照納稅戶所擁有的土地數量征收賦稅）之外，北宋還加征額外的苛捐雜稅；稅收之外，還有各種徭役，即選調平民到各級地方階層充當免費差役。

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迅速激化了社會矛盾。明道二年（1033），全國各地寇盜橫行，百姓抱怨亦是此起彼伏，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北宋的國家狀況，正如歐陽修所言：“從來所患者外藩，今外藩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成為北宋中期社會的真實寫照，宋廷面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

北宋與西夏關系

北宋建立初期和夏州拓跋政權（西夏前身）的關系算得上是友好的。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殷不僅對宋遣使祝賀，甚至主動改名彝殷為彝興，只為避太祖父親的名諱。

宋太祖龍顏大悅，當即為之升官加爵，“宋初職備三公者，內則趙普，外惟彝興，彝興以藩鎮領之，尤異數也”，可見當時宋夏關系較好。太宗即位后，奉行“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的原則，大力削弱藩鎮兵權與割據勢力，這就觸碰到了夏州黨項貴族的根本利益，由此李繼遷宣布反宋。

在李繼遷、李德明兩代人的辛苦耕耘下，黨項拓跋部的勢力逐步壯大起來，這為李元昊建制稱帝作好了鋪墊。寶元元年（1038），經過長期的準備，元昊終于在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稱帝，國號大夏。次年，元昊遣使向宋朝上表，請求宋朝承認他為“南面之君”。事實上，元昊稱帝非但不能得到宋朝的承認，相反，仁宗下令削奪元昊的官爵、停止邊境的榷場互市，并揭榜于邊，招募能擒元昊之人，若能斬元昊首級，即授其為定難軍節度使。

元昊上表的失敗昭示著宋夏關系的破裂，和平的交往政策不起作用，那么只能通過武力達到目的。為了迫使北宋承認西夏建制這一事實，李元昊開始策劃戰爭，先后發起了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之戰等戰役。由于長期不修邊備，軍隊戰斗力極弱，再加上缺乏靈活的作戰指揮，宋軍三戰三敗。

連續戰敗使宋朝損兵折將，士氣大挫，無力再支撐與西夏的大規模戰爭，仁宗只想盡快尋求媾和途徑。另一方面，元昊雖然取得了陜西戰役的勝利，但這也只是名譽上的榮光，并未給西夏帶來多大實際利益。由于自建立政權以來，元昊連續向宋發動戰爭，西夏人力物力損失慘重，西夏百姓傳唱“十不如”歌謠以怨之；再者，戰爭爆發后，宋朝不再給予西夏巨額歲幣，邊境榷場、和市也被關閉，西夏因此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

境內百姓怨聲載道，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深，為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元昊不得不偃旗息鼓，向宋請和。慶歷四年（1044），元昊遣使上表向宋請和稱臣，雙方達成慶歷和議。慶歷和議后，宋夏之間基本保持和平友好關系，時有小摩擦，但并無大戰事，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神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