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曾國藩、郭嵩燾、薛福成為代表的一部分洋務派士大夫在處理對外關系時放棄了華夷之辯的傳統思維，他們主張把西方列強視為文明之邦，進而主張以禮待人，這里的“禮”指的是“三代之禮”。

一、以三代之禮處理對外關系

郭嵩燾的外交思想受上古三代的政治倫理影響很深，他主張在處理對外關系時以“誠”為先。郭嵩燾的外交思想源于《中庸》，郭嵩燾的外交思想受儒家經典影響很深，光緒元年(1875)，當清廷為馬嘉理一案忙的焦頭爛額時，郭嵩燾上疏清廷，詳細地闡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主張用儒家《周禮》中的禮制與西方列強平等相處。

對于西方列強，郭嵩燾并沒有單純地秉持著民族主義的思維予以排斥，而是認為西方列強的到來是歷史給予清王朝的機遇，清王朝應該抓住機會主動向洋人學習，基于這種認識。在與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郭嵩燾一直秉持著“以禮待人”、“以理服人”的外交原則，他認為“自三代以來，撫御夷狄，時移勢變，為法不同，其以理定曲直則均也”。郭嵩燾的外交理論在處理具體的外交事務過程中得到了檢驗，并為自己博得了知洋務的美名，“間語洋務，則往往摘發于事前，而其后皆驗。

于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于泰西政教風俗、所以致富強，茫無所知，所持獨理而已”。郭嵩燾對西方列強的讓步妥協主要是為了防止矛盾升級，從而避免戰爭的發生，郭嵩燾在對外交涉中的讓步妥協主要是為了避免激怒洋人而惹來不必要的爭端，所以他在馬嘉理案中的主張完全是出于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考量，絕非是賣國行為。

在“以誠待人”、“以理服人”的外交思想指導下，洋務派士大夫在看待中外關系時，往往能夠擺脫華夷之辯的狹隘視野，他們能夠以一種更加開放、開明的態度看待中西方文明之間的差距。在目睹了西方列強先進的政治文明、工業文明后，郭嵩燾徹底否定了華夷之辯的觀點，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

郭嵩燾表現出了強烈的危機感，西方列強的民主**制度令郭嵩燾對中國的君主專制表現出了一種極其不自信的心理狀態，在談及中國士大夫引以為傲的“用夏變夷”問題時，郭嵩燾反而為西方列強捏了一把汗，他擔心中國的專制文化會侵蝕西方**文明，從而拖累西方國家。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慎重處理對外關系，避免中西雙方矛盾激化應該是最理智的選擇，但是清廷的一眾官員卻將郭嵩燾等人斥之為漢奸，保守派在外交領域的主動出擊非但沒能捍衛清王朝的權益，反而使清王朝更加被動。郭嵩燾等洋務派士大夫的外交理念既有對敵強我弱的現實情況的考量，也深受儒家政治倫理的影響，洋務運動的歷史證明，儒家的政治倫理在近代中西方交往中依然有其價值。

二、以上古三代附會西方政治制度

隨著中西方交流的日益深化，清王朝為了更好地處理與西方列強的外交關系，于光緒年間陸續派出了一大批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傳統士大夫擔任駐外公使。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駐外使節親眼目睹了西方**國家先進的政治文明，可是他們對此不但不感到陌生，反而用儒家政治理想中的三代之治去附會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他們不曾料到中國士大夫數千年以來夢寐以求的三代之治居然在西方國家得以實現。

光緒二年(1876)，郭嵩燾出使英國，在英國期間，郭嵩燾對英國的**民主印象深刻，但是他并沒有對此表現出不解，反而是用儒家政治理念去解讀西方的**文明。郭嵩燾對西方國家的贊美引來了國內士大夫的非議，但是當這些人出訪過歐美國家后，他們的思想也迅速轉變，由質疑郭嵩燾的觀點轉變為贊成郭嵩燾的觀點，薛福成對歐美**國家的贊美比起郭嵩燾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美國正發生大規模的排華事件，這種不符合現代文明的種族歧視足以證明美國民主的缺陷，但是薛福成卻認為單憑美國的排華事件不足以否定美國的民主制度。

薛福成對于西方**民主的解讀方式與郭嵩燾如出一轍，既用儒家的政治理念去解讀西方的**民主，他認為今日歐美國家的**制度就源于中國三代時期的政治制度，洋務派士大夫往往將西方的**制度看作是上古三代時期的“公天下”，雖然兩者之間的本質有著天壤之別，但是儒家的民本思想確實與西方的**民主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洋務派士大夫能夠看到兩者之間的共性已是難能可貴。

隨著洋務派士大夫對西方**制度了解的深入，他們對西方的**制度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他們甚至認為西方的**民主在穩定性與持續性方面已經超過了三代之治，既然西方各國的政治穩定不靠堯、舜、禹、湯、文、武那樣的圣君維持，那么西方各國何以實現長治久安呢？郭嵩燾認為其關鍵就在于**民主下的多黨制和分權制衡，王韜對于歐美國家民主政治的見解也頗具心得。

他認為國家長治久安不能僅僅依靠明君賢臣，君民共治才是歐美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關鍵，王韜認為正是因為歐美國家借鑒了三代時期君民共治的政治制度，其政局才得以保持長久穩定，相較于晚清的經世派士大夫，郭嵩燾、王韜等洋務派士大夫能夠意識到一國政治的穩定不能僅僅依靠明君賢臣已經是很大的進步，這說明洋務派士大夫已經開始逐步地擺脫人治政治的思維模式，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已經在晚清士大夫的頭腦中萌生。

結言

洋務派士大夫對西方**民主的理解雖然帶有濃重的個人感情色彩，但是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分權制衡、多黨制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們對西方**民主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很專業的程度。難能可貴的是，郭嵩燾等人把西方的**民主與儒家的三代之治聯系在了一起，在兩者之間搭建了橋梁，為中國的近代化找到了一條最直接的途徑，儒家**的苗頭已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