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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鑒之正解局出品，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溫州現在房價低可以入手嗎?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溫州現在房價低可以入手嗎

◆知之，鑒之。

正解局出品

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對財富積累都有天生的渴求。

普通人，出賣時間，希望能集腋成裘，聰明的人，則在時代的滾滾洪流里，精心挑選方向，醞釀著一夜暴富的夢。

不過話說回來，每個時代都存在賺快錢、熱錢的途徑，比如說八九十年代的投機倒把、新千年初期的山西煤老板、A股的兩次大牛市，還有如今的比特幣、炒鞋等等，不一而足。

近30年的樓市，自然也可以歸于此類。

溫州炒房團，就是這輪造富運動的一個標志性符號。

他們在樓市啟動之際橫空出世，帶來一個個暴富的神話，最終消失于江湖，留下無盡爭議。

1. 溫州房價高過上海

1980年，房子開始被定義為商品，土改和房改同時推動，房地產正式成為一個產業。

不過，起初民眾對這一“新鮮玩意”的熱情并不大。1981年，溫州賣出第一套商品房，作價68.85元/平米，合計2600元。

房價這一概念才走進大眾視野。

1987年末，深圳第一次公開拍賣土地使用權，土拍過程持續了17分鐘，最終一個叫駱錦星的總經理以525萬競得東曉花園地皮。

（中國土地第一拍）

雖然只有短短的17分鐘，但這次土拍，對后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聰明的資金很快就聞到了不一樣的味道。

當時房地產市場化的先行者，非溫州人莫屬，因為他們錢實在多得沒處花，迫切需要一個出路。

被譽為“東方猶太人”的溫州人，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批淘金者。他們看準了各地對商品的巨大需求，家家戶戶開起小作坊，從皮鞋、眼鏡、打火機到印刷品、服裝、鎖具等，應有盡有。

“只有鳥飛不到的地方，沒有溫州人到不了的地方”。

溫州人還特別能吃苦，“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走遍國內外，將溫州的小商品遠銷五湖四海。

因此，溫州人完全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波紅利，獲取了巨額財富。

大小老板，個個手握百萬現金。

（得市場經濟先風的溫州）

房地產市場的放開，正好撞上了這批饑渴難耐的資金。

溫州的房價，率先在全國高歌猛進。1989年，溫州市區房子均價每平首次突破1000元，1999年則突破5000元，2001年飆升至6000元，是同期全國商品房均價的3倍以上。

家門口炒得差不多了，溫州人很快發現了新的獵物：500公里外的上海。

1999年，上海商品房平均售價每平不到4000元，相對于已經爆炒了一輪的溫州，無疑是巨大的價值洼地。

當時，上海對外來購房者的態度也友善。早在1994年，上海就推出了一項政策：買房就送藍印戶口，一并解決子女讀書、就業問題。

那時候，上海開發商也瞄準了溫州的資本，在《溫州晚報》上投放廣告。

溫州人赴滬購房的欲望很快被點燃。

2001年8月，150人的購房團到達上海，兩天里，就有48人下單，成交5000多萬。

甚至有人估計，溫州人買走了當時的豪宅上海世茂濱江六成的房子。

（世茂濱江花園位于上海的中心地帶）

嘗到甜頭的開發商，又相繼在《溫州商報》、《溫州都市報》猛砸廣告，活生生地把報社變成了“看房旅行社”。據說，當時有報社還成立了購房俱樂部，會員曾超過6000人。

在購房這方面，溫州人再次發揮了他們抱團取暖的特性，這樣做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好處：一是容易集中力量和開發商砍價，獲取更大的折扣，二是一群人共進退，能夠牢牢把握市場風向，影響房價走勢，在高位找到接盤俠。

“溫州炒房團”和“團購”兩個詞因此而來。

對于溫州炒房團，至今還留下了不少經典案例，真真假假，難以分辨，不過始終透露出溫州炒房團的瘋狂。據說，有一位樂清籍人士，腰掛60把鑰匙，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收租，一天兩戶，一個月剛好輪完一圈。

攻占上海之后，溫州炒房團拉長戰線，舉起了向全國進軍的大旗，所到之處，成片購買，或是收租，或是轉手套利。

據有關媒體報道，溫州炒房團號稱規模10萬，攜資1000億，一時間震驚全國。

（溫州炒房團路線圖）

有趣的是，縱觀溫州炒房團的興起，兩個“太太”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起初，溫州男人們一股腦扎在小商品市場里，有錢有閑的溫州太太們，則拿著鈔票一路買買買，被稱為“太太炒房團”。

至于溫州的老太太們，則起到了資金樞紐的作用，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放高利貸。

她們講信用、有地位，一方面以高利息融資，另一方面借錢給炒房者，被戲稱為“老太太銀行”。

2. 潮水還是退去了

2008年金融危機，給全國樓市帶來了不小的沖擊，不少溫州炒房團一度想要割肉離場。

但是，“四萬億”和“國十條”出臺，樓市很快止跌回升。

2008—2009年，全國商品房平均售價漲幅逾20%，溫州房價更是漲了近110%。

溫州炒房團劫后余生，非但沒有收手，反而更加瘋狂地投入到炒房中。

生命就是這樣，變化莫測，躲得了初一，卻躲不過十五。實際上，溫州炒房團的短板是很明顯的，這注定他們逃不過實實在在的調控。

首先，高利息和高杠桿決定了這些炒房者必須時刻祈禱房價保持高增速。

以“老太太銀行”為例，年借款利息高達20%，一年借500萬，光是利息就需要還100萬。簡單地說，房價增速要保持在20%以上，否則就會發生虧損。

至于一些向銀行貸款的炒房者，雖然利息要低上不少，但其中暗含的風險一樣很大，因為他們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戲。

這些炒房者，一般會注冊三個公司，名義上這三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相互獨立的，但實際上全由一個人說了算。然后再找一個會計，在這三個公司里面對刷流水，把公司規模“做大”。

這樣做有意義嗎？有，而且意義很大。因為銀行能貸給你多少錢，公司的流水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斷依據。

按照這種手法操作，一般都能貸個500萬。

一個人貸500萬，100萬的房子首付一般為30萬，也就是說一個炒房者通過貸款就能撬動16套房子。

炒房者拿這些錢去炒房，房價如果暴漲，收益自然也就嘩啦啦地來。但是，房價一旦漲得過慢，甚至橫盤、跌了，資金壓力就會瞬間凸顯，再加上銀行習慣雨天收傘，隨時可能發生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其次，許多溫州中小企業的老板，看見自己辛辛苦苦一年，掙的錢還不如自己老婆倒騰幾套房來得多，干脆把工廠抵押，夫妻雙雙炒房去了。沒有了穩定的利潤來源，這些炒房團的風險無疑被進一步放大。

熱錢流淌之處，貪婪者眾多，賺得盆滿缽滿者也不少，但能全身而退的人，卻少之又少。

2010—2012年，各地的限購、限貸政策相繼出臺，溫州炒房團的風險一下子暴露出來。

溫州的房價率先崩盤，由2011年的每平33000元跌到了2015年的16976元，幾近腰斬。

全國的其他地區，房價雖沒有溫州這么慘烈，但形勢也不容樂觀。

就連最堅挺的上海，也出現了5%左右的跌幅，不少溫州炒房客火速出逃。

在高杠桿之下，哪怕橫盤，炒房客都受不了，更別說長達一兩年的下跌了。

集中拋售之下，反而形成了“踩踏”，加劇下跌。

斷供跑路、拋房還貸，因此席卷而來。不少人為了還款，紛紛甩賣豪車，三五折不等，導致不少人喜歡跑去溫州撿漏。

當時，被司法拍賣的房屋數量明顯增多。

而被司法拍賣的還只是小部分，據說，為了避免“跌跌不休”的房價雪上加霜，那時的銀行都不敢將大部分房產拿出來拍賣。

絕望之下，甚至有一對炒房團夫妻以半夜光著身子的方式跳樓自殺。

3. 江湖只留傳說

2013年之后，溫州炒房團實力大損，部分幸存者或是在艱難還債，或是洗手不干、淡出江湖。

后來，房價雖然又開啟了一輪大牛市，但已經很少見到溫州炒房客的影子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大抵如此。

數據顯示，2016年溫州存款在7500—8100億元，是溫州炒房團盛行時期的3倍左右。

在經歷大危機之后，溫州人也變得保守了不少，沒有再輕易進入房地產。

曾經在中國樓市卷起軒然大波、毀譽參半的溫州炒房團，儼然消失在了房地產江湖，剩下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

而與他們一同退去的，還有溫州的榮光。

1985年，《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長篇報道《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高度贊揚了溫州民營經濟的活力，并將其與蘇南模式相提并論。

經濟學家歸納其為“溫州模式”。

但是，炒房曾經風行，很多溫州老板就放棄了企業。

當時溫州的大大小小樓盤背后，往往有一長串的股東名單，而他們大都來自制造業。

就像有溫州企業主后來說到的：

那個時候你做一件就是買個房子一覺醒來可以賺很多錢，做服裝利潤都是一點一點的去積累的，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會有沖動。我買了大概四五套房子。

房價下跌帶來風險，最終沖擊了實體經濟，很多企業資金鏈斷裂。炒房賺了五六年的錢，一下子全沒了。

這種負面影響其實是很嚴重的。

2012年，有一度溫州經濟增速全省墊底。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加大了溫州經濟轉型的難度。如今人們說起溫州，除了曾經的溫州模式、遍地是老板、瘋狂的炒房團，或許更多的是“江南最大皮革廠倒閉了”的調侃。

曾經與溫州相提并論的泉州、無錫，如今都成為了實業之城。

溫州炒房團的那次慘敗，從長遠來說，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有溫州老板就總結說，現在每個人都清醒了，大家知道自己該干什么，去做好什么。

希望溫州走過的路，其他城市不要再去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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