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并不是天天打仗，各國最重要的還是讓本國百姓的日子能過好，這樣你的國家才能吸引更多人進來。因為三國時期人口流動非常大，每個國家的經濟制度都不同，所以大家會選擇一種最適合自己的地方居住。在這一方面曹魏是做的最好的，所以大家也都愿意到那邊生活，劉備卻用了一套把百姓坑慘的方法，所以漸漸國力也走向衰弱。

曹魏集團決勝三國，關鍵并非武力和智謀，而是一項制度。

東漢末年，由于王綱崩壞，致使天下大亂。一時間，四海之內稍有能耐之人均紛紛起身，意圖在這渾水之中大撈一把。這其中，匡扶漢室者有，救拔蒼生者有，想稱王稱霸的有，被迫揭竿而起者有，渾渾噩噩、跟風隨流者有。而最出色的，當屬以曹操為首的曹魏集團、以劉備為首的蜀漢集團、以孫權為首的東吳集團。

在這三個集團的首腦的創業傳記中，人們經常贊頌劉備。因為在大家看來，劉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典范。曹操是朝廷高級官員的后裔，有深厚的人脈資源;孫權的父親孫堅，至少是一方諸侯，而他的哥哥孫策則更是名震一時的江東猛虎。唯獨劉備，雖說背負著一個中山靖王之后的顯赫血統的光環，但畢竟他這個劉姓的脈絡已經衰微，既沒有豐厚的俸祿、封邑，也沒有相對富裕點的家財，只能依靠編制草席、草鞋這項低端的手工藝維持生活。劉備最終能夠和孫權、曹操這樣的“含著金湯勺”出生的人鼎足而立，的確是一個創業史上的奇跡。

其實平心而論，這三個人里，除過孫權有點“官二代”、“富二代”的意思之外，白手起家的范例不能讓劉備獨占，曹操也算是一個。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曹操雖然祖塋冒煙，有著深厚的官場資源背景，但年輕時候的曹操并沒有依靠父祖輩的蔭庇混個高官厚祿，而是在二十八歲的時候才借助舉孝廉當了一個典軍校尉，但不避豪貴的“五色棒”一出手，就顯現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后來董卓造逆，曹操又實施了幾乎是膽大妄為的“獻刀行刺”計劃。但這個刺客行動終究失敗，剛剛熱乎了不久的曹操又成了天下海捕的亡命囚徒。這個時候，曹操幾乎可以說是血本全無，一窮二白了。

后來，矯詔討伐董卓，曹操組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裝，開始了翻本買賣。幾經周折，終于有點起色的時候，又遇到了袁紹。官渡之戰，曹操幾乎押上了所有家當，多年的積攢到官渡這塊戰場上幾乎拼光。那個時候的曹操，處在了一個極度的危機之下，將士之心不穩，一些高級將領開始私通敵方，一些低級士兵開始了叛逃;軍糧、器械消耗殆盡，“軍中止有三日之糧”都成了糊弄許攸的謊言。軍心懈怠、糧草磬盡。好在天不絕曹操，火燒烏巢糧倉，讓這場幾乎讓曹操一敗涂地的戰役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

到后來，曹操又經歷了赤壁之戰，這又是一次幾乎讓曹魏集團滅絕的戰役。當時的曹操，兵強馬壯，錢糧充足，屢戰屢勝，躊躇滿志，以一副氣吞山河的架勢揮兵南下，意圖實現對東吳集團的吞并(因為當時的劉備集團勢力微弱，幾乎不在曹操的視野之內)。臨江而立，橫槊賦詩，武備與文采相匹，實力與野心相配，何等的瀟灑、何等的豪邁。只可惜這萬丈雄心與一腔詩意，都被孫劉的聯合大軍以一把火燒了個干凈，二喬之夢也在赤壁的烈火與泥濘中破碎。

在曹魏集團的整個發展過程中，這只是幾個比較典型而且讓曹操受到重創的案例，其余如內部叛亂與斗爭，后來的蜀漢集團與孫吳集團的不斷騷擾尚且不計。在歷數這些事件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佩服曹操以及曹魏集團的頑強。能在一次次的重創甚至滅頂之災之后又復生，復生的又如此迅速，復生的質量又如此的高。每次復原或者重生之后，曹魏集團又是一番新氣象。不斷的折損與修復，然后就是在曹魏集團變身為司馬懿集團之后，對蜀漢集團和東吳集團的成功兼并。

勝敗乃兵家常事，但必須承認，曹魏集團的修復能力相對其他兩個對手是非常強悍而且旺盛的。蜀漢集團在夷陵之戰之后的元氣大傷，諸葛亮完全接手蜀漢最高行政長官之后，又出于政治需要六出祁山、七擒孟獲，以毫不休止的征戰搞得蜀漢兵困民窮。后來，又有姜維的九伐中原。雖說在史書中常常描述諸葛亮治下的蜀國如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當時普通民眾的生活的窮苦艱苦程度應該在當時的三方勢力中是排行第一的。蜀國的歷次征戰沒有給蜀國帶來任何進益。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都是敗仗，除過輸出資源和兵力，幾乎沒有絲毫土地、人口、錢糧的收獲。七擒孟獲雖然是勝利了，沒有給攤派人丁稅賦，從資源的層面講，也沒有獲得任何直接效益。征戰的死亡、沉重的稅負，物資得不到充足的生產，人口沒有時間恢復，相反還有一部分百姓為了避禍開始逃逸。可以說，蜀漢集團的征戰，每一次都是讓自己衰弱作踐。直至衰弱到鄧艾可以憑借不足千人的兵力深入蜀國，拿下成都。這既是蜀漢集團武力松弛，防范失當的表現，也完全可以解釋為當時的整個蜀國人人都盼望滅國。一個縱深幾千里的國家，沒有心甘情愿的向導，沒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主動配合，鄧艾有天大的本事也難以成為天降神兵。所謂的漢室正統，所謂的賢相良將，都無法喚起民眾的忠誠、擁護和警惕，這種高度合作完全可以看做是國力衰退、民不聊生的證據。

再看東吳集團。江南水鄉，魚米豐盛，物產繁華，人口稠密。孫吳集團在孫堅、孫策時代的時候，尚且有窺視天下的雄心壯志，也曾有過幾次像模像樣的征戰。例如白衣過江，收復荊州。但在孫權去世之后，整個孫吳集團就幾乎是完全安靜了下來，依賴長江天險偏安一隅。這樣的選擇，當然也與孫權的一貫戰略思想有關，不主動攻伐，兩邊討好，基本上保持中立，祈求出現一個“兩虎相爭，一死一傷”的良好格局的時候，一舉出動，一統江山。可惜，這個祈求還是落空了，曹魏集團與劉蜀集團從來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按說，以東吳立地的富庶和繁華，再加上這種保持中立、于民養息的戰略方針，東吳的實力應該是整個三國格局中增速最快的。實力增長到一定地步勢必會膨脹，因為實力也需要生長的空間，這種需求本身會推動東吳集團向外擴張。真正到了實力完全超越野心的時候，野心反而會駕馭實力，成就不可控制的膨脹趨勢。這種趨勢一旦形成，就如同火山爆發，不是一兩個首腦人物的一兩句話就可以控制的。顯然，這種增長顯然沒有超過雄踞北方的曹魏集團，偏安一方的東吳集團終究成了對手的砧上肉、盤中餐。

蜀漢政權是“自作孽，不可活”，用自我折騰替代了自我成長，與曹魏集團、東吳集團沒有可比性。但東吳集團在如此優渥的條件下為什么也出現了成長效率低于對方的情形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和探討的話題。有人把曹魏集團的成功歸結于曹操“唯才是舉”的選人用人機制;有人認為曹魏集團“挾天子以令諸侯”，具有先天性的政治優勢;有人認為曹魏集團兵多將廣糧足;有人認為曹操作為曹魏集團的首創者，本身足智多謀，文武兼備。但我們反過來看這些說辭，似乎都可以找到反駁的依據。“唯才是舉”不失是一種在當時而言先進和卓越的人才選拔制度，但是如果沒有人，如果曹操面臨的是一個“筷子里面拔旗桿”的困局，這項科學制度也只能是紙上談兵吧!兵多將廣糧足，曹魏集團產生這些資源優勢的原因又是什么，兵不是天兵天將，糧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吧!蜀漢集團對外宣稱只有自己是王綱正統、劉氏血脈，這比起曹丕篡權之后更加名正言順，富有合法性了吧，但蜀漢集團似乎也沒有從這個標簽上獲得超過曹魏集團的任何實質利益，相反是最終的官民離心、君臣離德。至于首創者的智力因素，則似乎更難有說服力了。三國是一個龍騰虎躍、人才輩出的時代，這三個政治集團，都有“三商”處于巔峰狀態的人才，東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英才，蜀漢有諸葛亮、魏延、姜維等人才。而且，從《三國演義》的描述來看，諸葛亮幾乎就是整個三國時代智商最高的人。也因為諸葛亮在三國時代的非凡表現，后世的人把孔明先生從來是看做智慧的象征的。一個由高度智慧而且忠貞不二的人領導的團隊，失敗在一個智商遠不如自己的人手里，顯然不單純是智力決定勝負。

戰爭從表面看比拼的是武力、智力，其實比拼的是政治、外交，如果要更近一層探其究竟則比拼的是消耗，是經濟。不論是主動攻擊或者被動防御，一個國家的戰爭狀態就恰如高燒病人，斗爭的需要會給一個肌體增添沉重的負擔。“當兵吃糧”這樣的千古共識僅僅是戰爭負擔看得見的冰山一角，至于人口消耗、經濟結構被動調整、發展機遇錯失等一系列損耗更是難以精確估量的。如果沒有一套相應的經濟機制，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維持曠日持久的戰爭。“千里無雞鳴，白骨露於野”，相比東吳集團和蜀漢集團，曹操接手的中原地區因為戰亂不止，起初貧窮與衰弱是遠遠超過對陣的另兩方的。而曹魏集團之所以能夠在群雄逐鹿的三國亂世之中，屢經挫折而不衰弱，甚至在不斷的殺伐征討中逆勢生長，其頑強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曹魏集團的首創者曹操開辟了一項非常富有成效的經濟制度。

早年在鎮壓黃巾農民起義時就奔走四方的曹操顯然對當時的社會現狀作了一個深入而透徹的把握，認識到了合理的經濟制度對于國家穩定、社會發展、軍事擴張的重要意義。要實現不論是出于私欲還是公心的政治理想，就必須建立一套符合實際需要，并有利于實力成長的經濟制度。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擊敗了潁川汝南的黃巾軍，奪得了一大批耕牛、農具和勞動力。獲得這些戰利品的曹操并沒有將喜悅停留在宴飲慶賀的表面層次，而是聽從部下建議，開始創設屯田制度。《三國志》記載：“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嚴格地說，曹操并不是屯田制度完全意義上的創始人。屯田制度早在東漢末年就開始實施，但當初并沒有將這項制度作為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而是限定在一些邊關防御地區，以便就地解決軍隊供養和地方日常所需。但曹操在嘗試了這一制度后，迅速認識到這項制度的優越性，將之普遍推廣到軍隊和地方，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軍屯、民屯、商屯結合的屯田制度。

在一個純農業的歷史時代，這樣一項全國性的經濟制度或者說土地經營制度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大片荒蕪的土地得到了復墾，最大限度降低了自然資源閑置;有組織的耕種勞作，相對集約的勞動、物資投入，提高了土地產出水平，糧食生產效率和產量明顯提高;戰時為兵，閑時為農，軍隊由以往的單純異養型轉變為部分自養型，有利于軍隊的穩定和擴張;百姓的稅賦負擔大幅度減輕，艱難生存的百姓獲得了喘氣、養息的機會，人口得到了快速的恢復，為持續不斷的兵源輸送提供了保障。任何時代，能吃飽肚子都是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的最強烈的需求，那些餓著肚子談理想與操守的畢竟是鳳毛麟角。特別是在東漢末年這樣的殘酷的情形下，那個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而且又不會過度盤剝老百姓的曹魏政權，幾乎就是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百姓夢想中的樂土。在曹魏地盤上百姓自我修復的同時，一些外部的百姓也開始攜家帶口投奔魏國的屬地，這些心甘情愿背井離鄉的人群中，一定包括對手陣營統轄下的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確是至理名言，但絕不能僅僅是一句空話，至少應該讓百姓感受到保障。倘若能夠在保障之外看到希望，那就再好不過了。智慧、武功需要滋養，人才也需要養家糊口。農業復蘇，民心歸附，士人來奔，這讓曹操《讓縣明本志令》有了“唯才是舉”的人力資源基礎和實質意義，也才讓曹魏集團兵精糧足、戰將千員、謀士數百有了可能。這也就是曹操實行屯田制度的政治意義。

也并不是說唯獨曹魏集團在屯田制度上獲得了收益，東吳集團主要依賴江東地主階層的經濟支撐，蜀漢集團也在后期實行了軍屯制度，諸葛亮就曾經讓姜維帶領軍隊種養自給。但畢竟實施的時間點較之曹魏集團晚了許多，喪失了先機，錯過了很多時間。同時，蜀漢集團在失去了荊州這塊“沃野千里”的大片土地之后，雖說還有巴蜀天府之國的富庶，但可用于耕種的良田面積大幅度萎縮，總耕地面積也不能和疆域早已遼闊的曹魏轄區相提并論了。加之諸葛亮、姜維的六處、七擒、九伐，持續不斷的戰役，屯田制度帶來的收益遠遠小于戰爭消耗。好比一個病弱之人，早期沒有獲得良好的治療和補養，使得身體狀態日衰一日。等到后來終于獲得了進補的法子，但也很有可能“虛不受補”，更何況這種進補是在沒有消除病癥的情形下進行的。

很多歷史學家都喜歡把蜀國滅亡的根源歸結在天命氣數使然，也有人歸結為劉禪暗弱，還有人認為是諸葛亮施政方略、用人機制的失誤等等，但這些都不能成為最根本的原因。經濟制度的失敗帶來的后果，就使得蜀國從起初因為較少受戰亂影響的富庶安定，逐漸變得積貧積弱，乃至后來風燭殘年、茍延殘喘。“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就是蜀國因為貧弱導致人口以及人才大量流失的一個有力證據。面對這樣一個根源性的致命因素，縱使“智絕”如諸葛孔明，賢能如姜伯約，勇猛如關張趙馬黃，恐怕也回天乏術吧。(www.ws4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