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蕭讓號稱地文星圣手書生，這頭銜聽上去就知道不簡單。當時吳用評價蕭讓，稱他會天下盛行的四家字體，其書法造詣相當的高。那在宋江眼里，蕭讓又是個怎樣的文人呢?其實《水滸傳》里的文人也都不盡相同，蕭讓算是比較理想化的那一類，所以宋江覺得他太天真。但蕭讓有著自知之明，讓他最后還能在蔡太師府中找到一份差事，得以善終，已經算非常不易了。

蕭讓的故事，一言以蔽之曰：假。

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譜》引用一種言論說：“《水滸傳》中對蕭讓的兩次特寫，都不免于假，救宋江是偽造假書信，賺李應是冒充假知府，都是打出讀書人的假幌子的。”這種觀念其實是很對的。

蕭讓這個人是吳用的舊相識，但他并非是江湖上的人物，只是吳用要仿制蔡京的書信所以才騙取蕭讓和金大堅上山。以當時的勢頭，偽造書信的事情是一定會事發的，蕭讓和金大堅會受到連累，如果去救他們，成本未免太高，如果不救他們顯得梁山沒有情義可言。

更何況，一旦事發，蕭讓、金大堅和戴宗很有可能并案處理，那時候作為受難者的蕭讓、金大堅和戴宗走到一氣，這就會讓吳用借用此案加深宋江和戴宗關系的目的落空——橫生枝節，反而不美。

蕭讓在梁山的貢獻除了上述的兩件，平時的工作是用不到他的。宋江為他安排的工作是“行文走檄，調兵遣將”，“行文走檄”固然是他的權力，“調兵遣將”不過是上傳下達而已，當是梁山的筆桿子。但梁山攻打周邊所寫的那些公文，實際上也未必會借重蕭讓的文筆。

而在后來的衍生文學里，蕭讓的作為也多圍繞著一個“假”或者“騙”字，例如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征討王慶的部分，寫蕭讓有一出“空城計”：

當時，王慶兵圍宛州。林沖、花榮已率兩萬兵馬出城迎敵，呂方、郭盛又撥出兩萬出北門迎敵，只有宣贊、郝思文二將留守，軍力只有一萬，有一半還是老弱病殘。王慶三萬大軍兵臨城下，宛州孤城危在旦夕。

蕭讓當即決定擺空城計，和三個官員正在城上吃酒為樂。王慶軍隊猶疑之際，突聽得一陣炮響，宛州城樓上旌旗搖曳，敵軍大駭，宣贊、郝思文從斜策殺出來，“斬首萬余”。陳瓘、侯蒙、羅戩三人“諸各大喜，稱贊蕭讓之妙策，眾將之英雄。”

沒想到宋江回師后，聽河北降將馬靈說及此事，宋江驚道：“倘被賊人識破奈何?終是秀才見識。”

所謂“秀才見識”，說到底是文人的見識。按一般粗暴的見解，古代劃分成文官和武將，現代的學科劃分成文科和理科。古代凡是動筆的都是“文人”，今天只要不做自然實驗的都是“文科”。

但這顯然是將文人和人文都簡化了，實際上，古代所說的“文人”至少包括三種人：書生、學者和政治家。學者一般有底線，講赤誠，至少在學術上是這樣的;書生大概有些氣節和風度，假如這也養不成，那就只有“騙”。

至于在做人、做事的方式上，只有文人的性情和靈活卻缺乏政治家的才干、果決和魄力，由著自己的性情乃至情緒行事;政治家的初出，則純以欺詐為主，當然不只是弄權術，而且需要翻云覆雨的本事，也懂得潛龍勿用，是真正能做大事的。

宋江批評蕭讓“終是秀才見識”，正是說他理想化、性情化，將勝利寄托在僥幸上，全然沒有防范的后果，這種見識當然為政治家所不取。

事實上，正因如此，政治家一向是看不起文人的。北宋固然重文輕武，但重的一向是政治家，而不是書生和詩人。

所以柳永在《鶴沖天》里寫道：“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滿，見到柳永參加科考，便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便只能去“奉旨填詞”。

司馬光也是看不起文人的，一部《資治通鑒》沒有李白，顧炎武評論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至于有宋一朝的學者，像張栻一樣得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較少，那些享有大名的如二程、王安石和朱熹在當時都是被人丑化的。

當時的政治家雖然也重文，但重的是文人的書卷氣，既不是書生氣也不是學者的書呆氣。到了《水滸傳》作者的年代，文人在尚武的元朝并不得到重視，以至于當時出現了“八娼九儒十丐”的激憤之言。明代則有了“文人無行”的說法，文人無用似乎成了定論。

但每一個完善的政權之中，文人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漢武帝豢養東方朔，唐玄宗優養李白，乾隆帝對紀曉嵐也是“倡優蓄之”。

唯獨宋朝的政治家中精于文學的太多，當時被稱作“宰相之才”的蘇軾、蘇轍兄弟同時位列后來的“唐宋八大家”，身居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級別的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都是文章高手，所以宋仁宗完全不需要優禮柳永等人。

自然的，古代帝王優禮文人不只是粉飾太平的需要，文人的功用至少有以下三個：

第一，文人具有宣傳意義。袁紹與曹操相爭，將主簿陳琳帶在軍中，讓他寫反對曹操的檄文。武則天看見駱賓王所寫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感嘆道：“此人沒有得到任用，是宰相的失職。”都是看重文人的宣傳功能。

因為政治從來不只是打天下，還有坐江山，也就是爭民意、奪民心。在民心之中，知識分子之心尤為重要，一方面是因為知識分子中可能會藏有未來治理天下的人才，必要的宣傳是獲取這些人加入新政權的關鍵。另一方面，士為四民之首。自古皇權不下縣，有功名的知識分子就是傳統所謂的鄉紳，在基層具有領導作用，吸引了這些人的支持就等于吸引了細民。

第二，文人可以神化統治者。李卓吾認為梁山泊的石碣是吳用授意蕭讓和金大堅刻出的，而俞萬春的《蕩寇志》則幾乎將這件事坐實了。

在《蕩寇志》里，蕭讓和金大堅被捉后供稱：“此碣自盧俊義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鐫定。彼時張清、董平等尚還未到，原想就部下頭目中選出幾個，以滿一百八人之數。后同張清等到來，卻好天罡數內余第十五、十六兩行未鐫，因將張清、董平鐫入。

所以董平在五虎將之列，名次卻在十五，頓與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離開，實為鐫刻已定，難以改易故也。”

這其實也是衍生文學強加給蕭讓的一“騙”，只不過《水滸傳》百回本里的蕭讓只希望騙一兩個人，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里蕭讓只希望騙一個軍隊，而《蕩寇志》里的蕭讓希望騙到的是梁山泊全伙。如果得了江山，那就要騙天下。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在寫本朝史書時都要寫自己出生時有“神龍入懷”、附近有“火光沖天”之類，一般愚民有信他的，那就加重了他的天命和權威。那些明知是假的人也絕不敢反駁，并非他們篤信這一種鬼話，而是篤信說鬼話的人手中的權力。(www.ws46.com)

所以愚民的迷信和清醒人的奴化其實是一件事，只是一個崇拜于神，一個崇拜于人;崇拜于神的覺得一切都不可解釋，崇拜于人的對一切都不敢解釋。

所以統治者之愛文人是愛順從自己的一張嘴。有了這張嘴，社會的問題就可以被隨意曲解。如果曲解不成，就可以利用文人轉移視線。視線轉移不成，那就出現暴力，那就出現對立，要么政權被推翻，要么反抗者去死。因此看出之前文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緩沖社會矛盾的作用，這個緩沖的方式就是制造輿論。

文人的伎倆大約便是如此了，雖然于政權統治有大益，但在暴力面前便不值一文。蕭讓之于梁山，正是文人之于暴力，自然格格不入;蕭讓之于宋江、吳用，正是文人之于權力，當然只是“秀才見識”。

所以真正有識力的秀才要會估量自己的能力，適當參與到政治中，否則自以為高明，敢與最高統治者叫板，至少在政治生命上，一定是死路一條。

蕭讓離開梁山，來到蔡京門下只當了一個門館先生，因為大宋王朝已經迷信權力特甚，且輿論的掌控都在當朝宰相、太師們的手里，蕭讓的才華當然“無所用文”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