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會說“字如其人”，認為一個人如果寫字寫的很好看的話，那么做人也一定是很好的，如同君子一般，但是實際上，歷史上卻有三位在書法上堪稱是大家的人，卻是著名的奸臣，這就是蔡京、秦檜、嚴嵩三個人。尤其是秦檜，現如今我們使用宋體字，其實就是秦檜創造出來的，只是因為他的名聲太臭，所以沒有說是“秦體”而說是宋體。那么，為什么三個有名的奸臣，卻是大書法家?

1.為何三人是書法大家

雖說這三位都是歷史的罪人，是十惡不赦之輩，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藝術天賦極高，在書法、詩詞等藝術領域均取得輝煌的成就，特別是秦檜，由于人實在是太壞了，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其實還是個大書法家，現在所用的宋體字貌似就是這位“爺”創造的。摘自: www.ws46.com

都說字如其人，為何這幾位的人品這么差，書法水平卻如此之高?我覺得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科舉制度的原因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制度。在唐太宗李世民狂熱的主張下，書法首次被扶上“國學”科目的寶座，繼而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一和科舉制度的重要工具，科舉制度為書法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平臺。所以，在古代流傳有“書法綁科舉、書法綁仕途、書法綁利祿”的說法，若書法寫得不好，可能官都沒得做。

二、寫字是官人的藝術

在古代，平民沒什么文化，大字不認識幾個，而要培養這些技能是比較費錢的，那些優秀法帖大多掌握在皇宮、官府、藏家的手中，只有當官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而當官的又經常用文字記錄資料，能寫一手好字的機會更大。可以說，書法就是古代官人寫字的藝術。

三、古代比較重視文人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選官取士大多都是在文人中選擇。學而優則仕，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很多有文化、書法好的人都選擇去當官，能當上官的大都是文人墨士。因此，在古代有很多的大書法家、文學家都是當大官的，例如王羲之、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蘇軾等。

綜合以上三點就不難理解蔡京、秦檜、嚴嵩這三位爺的書法水平為何如此之高了，因為在古代能通過科舉考試的那都是名副其實的超級學霸，再經過官場的歷練，其書法水平肯定是坐飛機式的提升。再者，能當大臣的絕對是文人中的佼佼者，能成為奸臣的必定也是大臣當中的精英。因為普通人是做不了奸臣的，奸臣必定是口齒伶俐，能說會道、聰明決斷、辦事利索、多才多藝的厲害角色，深得當權者的青睞。

中國傳統書法受儒道文化思想的影響，講究的是藝以載道，不僅講技法更注重人品道德。因此，即便蔡京、秦檜、嚴嵩等人的書法水平非常之高，但因為他們的人品太差了，是時代的敗類，很多人會以收藏或者學習他們的書法為恥辱。當然，在現在的人看來，喜歡什么樣的書法風格是個人的喜好，不應該摻雜其他的東西。

2.蔡京的書法成就

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有少數人認為“蔡”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惡”，遂改為蔡襄。蔡京工書法，初與弟弟蔡卞學蔡襄書法，中進士官授錢塘縣尉時因神宗喜愛徐浩書法，當時士大夫紛紛學之，蔡京也與被貶在錢塘的蘇軾一同學習徐浩書法，后學沈傳師、歐陽詢，又改學“二王”，博采諸家眾長，自成一體。其書筆法姿媚，字勢豪健，痛快沉著，獨具風格，為海內所崇尚。

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豪健、痛快沉著的特點，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情趣。因而在當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其書者甚多。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于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占今，鮮有儔匹。”甚能反映蔡京當時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當時的人們談到他的書法時，使用的詞匯經常是“冠絕一時”、“無人出其右者”，就連狂傲的米芾都曾經表示，自己的書法不如蔡京。據說，有一次蔡京與米芾聊天，蔡京問米芾：“當今書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說：“從唐朝晚期的柳公權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問：“其次呢?”米芾說：“當然是我。”存世書跡有《草堂詩題記》《節夫帖》《宮使帖》等。

3.秦檜的書法

秦檜字體尚工，書寫齊整工穩，擅長篆體。陶宗儀在金陵文廟的中欄上曾見過秦檜的書法“玉兔泉”三個字，稱其字“頗有可觀”。秦檜的書法存世有《偈語帖》、《深心帖》等，南宋曾宏父《鳳墅帖》亦收錄有秦檜的墨跡。

秦檜雖是佞臣 ，卻詩文天下，頗擅筆翰，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檜能篆，嘗見金陵文廟中欄上刻其所書‘玉兔泉’三字，亦頗有可觀。”有書輯入《風墅帖》。因為秦檜是千古罪人，因此他本人書法上的成就就被黯淡下去了。

4.嚴嵩的書法

留傳至今不多的嚴嵩書法作品中，大體上可分為榜書、碑文、印文、卷軸四大類：

一是榜書，即“署書”、“擘窠書”，這類作品主要標題宮闕門額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區東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書“孔綏皇祚”、“太極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區原景山大門上的“北上門”榜書，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樓上的“萬邦總憲”榜書，宣武門菜市口的“西鶴年堂” 榜書和門聯“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靈樞玉版篇”，前門外鐵柱宮許真人廟里的“忠孝”、“凈明”榜書，以及前門外糧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門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書，此外，天津薊縣的“獨樂寺”，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山東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嚴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現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紀念館的“尋愚溪謁柳子廟”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飛墓旁的“滿江紅”詞一首，便分別是嚴嵩在任國史編修和禮部左侍郎時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為木印正書“嚴嵩”，一為篆文陰刻漢白玉“嚴嵩私印”。

四是卷軸，嚴嵩生前此類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來的也最少，現今保存下來的“千字文”，尤屬珍品，嚴嵩自己對此作也頗為滿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題手書千文后”，敘述自己的書法創作經歷，略曰：“予昔養疴鈐山，得古法書，山林日永，飽時無事，時有臨池之興，雖風雨寒暑不輟，歐陽公謂學書為靜中至樂，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舊所臨千文帖，率皆斷簡殘楮無足觀者，兒輩稍聯屬以成斯卷，因識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題。”

在嚴嵩的“榜書”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這塊匾的書體，方嚴渾闊，筆力雄奇博大;字體豐偉而不板滯，筆勢強健而不笨拙，其歷史和書法藝術價值極高，是榜書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