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西方的禮儀我們都知道，還是存在者很大的差距的，這其實是與當時的中西方的文化有關，因為中國最開始是一個封建國家，中國的的人們群眾還是有著很大的腐朽和落后的原因在里面的，自古中西方的禮儀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這一定的爭端和爭議，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看這些爭議在當時是怎么解決的吧!

王開璽，男，1949年10月10日生，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國風煙》，《隔膜、沖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通鑒 道光卷》。

伴隨中國在政治上日益淪為半殖民地的歷史進程,清廷再也不能維持那怕是表面的,自欺欺人的天朝上國門面,于1890年頒諭表示,今后凡有外國公使就任或離任,清帝一律接見,勤見禮儀遵依。

1873年的外國公使向清帝五鞠躬之禮。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列強公使與清政府圍繞中外禮儀問題又一次進行交涉商兌。這次交涉具有不同于前幾次交涉的極其鮮明的時代特點。

首先,各國公使反客為主,完全居于發號施令的主導地位,全然無視中國的**與尊嚴。以往幾次中外禮儀之爭,基本上是清廷以主位的身份提出清帝接見外國使臣的具體時間、地點、方式和禮儀細節,多少帶有以上馭下的色彩(姑不論其當否)。

各國使臣雖可表示不同意見,甚至予以抵拒或部分變更,但基本上處于客卿地位,基本上是在清廷劃定的禮儀范圍內的爭辯。日本大使副島種臣雖頗為兇橫,然除以摒當歸國相脅迫之外,別無它伎。這次禮儀之爭,則由各國公使對渴見清帝的地點、方式,禮儀各節,提出具體明確的要求。清政府則處于屈辱的服從接受的地位,只能在各國公使劃定的范圍內與之磋商,探詢可否稍作變通。1901年4月19日,

列強領銜公使葛絡干代表列強照會清政府議和大臣,提出“諸國會同覷見皇帝必在太和殿,其一國使臣單行人覷者,必在乾清宮;使臣呈遞勃書或國書,必派御輿暨應有之侍衛前往使館,并參隨各員同遷,數見禮成后,一體送回;使臣資奉國書,必由各中門行走,皇帝必親手接收國書;諸國使臣至宮殿階前降輿;倘設宴款待(各國公使),必在乾清宮皇帝必躬親人座。

其次,列強公使“乘聯軍大勝后,“一有挾而求”所提條件極為苛酷,極富強迫性。例如,列強公使提出的公使呈遞勒書或國書,必乘御用黃色轎,公使渴見清帝在乾清宮階前降輿升輿等,使清廷感到萬分難堪。按中國體制,只有至尊無上的皇帝一人可以乘坐黃色轎,清廷認為,各國公使乘坐御用黃轎,“與中國體制太不相符”,“未免駭人聽聞”。各國公使乘坐中國王公所用綠呢大轎“足以昭隆重”。中國王公大臣人宮,皆于宮門外下轎,

推有經皇帝特賞紫禁城內乘肩輿者,方可乘椅轎至景運門。因此清廷認為,各國公使仿中國王公大臣特賞紫禁城內乘坐肩輿之例,乘椅轎至景運門外下轎“較為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