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廣孝幫助朱棣策劃靖難之役，是擊敗建文帝的大功臣，但姚廣孝本身又是一名僧人，他的所作所為究竟有沒有違背佛法呢?姚廣孝年輕時就在蘇州妙智庵出家，據說精通三教，后來在朱元璋的挑選下結識了朱棣。姚廣孝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幫助朱棣奪取皇位，但此舉并沒有正統性，所以有人覺得姚廣孝并非正人君子。姚廣孝的確并非常人，如果用另一人作為參考的話，或許能幫助我們真正了解姚廣孝的為人。

1、“賢德忠良”vs“傾國之士”

跟諸葛亮很相似，姚廣孝也生于亂世。跟諸葛亮不同的是，他真的是“布衣”出身。

諸葛亮雖自稱“本布衣”，而其實，他的家族跟“荊襄權貴”是有關系的，他“出山”之前，家里哥哥弟弟，差不多都在東吳做官。所以，他這個布衣，嚴格講，算“官員家屬”。

姚廣孝那時候，因為是漢人，幾乎就沒有做官的機會，也就難成為官員家屬。《明史》記載，他出身在行醫的家庭。行醫，如果不是“御醫”，基本等同于“匠人”，今天講，就是“手藝人”、“勤行”。那時候，類似這樣家庭以至于社會地位略高些的普通家庭，孩子要么繼承家業，如同魯迅先生說的——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要么就出家為僧，想方設法在崇尚佛教的元帝國“體制”內謀個差事，算是“曲線發展”。

相比諸葛亮背靠官員家屬身份的“自由躬耕”，姚廣孝的成長之路，更多了些無奈。

之所以冒著被噴“大逆不道”而把世代稱頌的“賢德忠良”諸葛亮跟負“傾國之士”名頭的姚廣孝擺在一起比較，是因為，這倆人所做的“大事”，很是相類。

都是在亂世中遇到了“明主”。

都是輔佐著明主，以軍事手段謀取“王霸”。

都“發揮余熱”地為明主**繼承人。

明主!劉備若是，朱棣便也是。甚至——更是!

王霸之業，劉備所得，西川一隅，朱棣卻贏取了全天下!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耗盡國力而終不能實現北伐大愿，苦心“**”個阿斗，到底也不成器。再看姚廣孝，不僅“導師”出仁智多謀的皇太子(仁宗朱高熾)、文治武功的皇太孫(宣宗朱瞻基)，還有個了不起的“旁聽生”鄭和(三保太監)!

從“成績”看，后來者姚廣孝顯然更優。

可他還是“傾國之士”!

因為，他輔佐的“明主”，奪了“正統”。

相比，諸葛亮輔弼的劉備，似乎，本身就是正統。似乎!

劉備稱帝，是在曹丕“逼禪”漢獻帝、建國稱帝的緊后。說起來，名義上算是“復興”了漢室。從今人的視角看，未必，在那之前，劉備丁點兒就沒想過稱帝?答案可能無爭議吧!

說到底，至今，仍堅決抱定傳統的“正確”，所爭的，并非結果，更是“本源”——諸葛亮是“儒”，姚廣孝是“僧”。二者的忠奸高下之分，本質上，是儒與佛之爭。

諸葛亮功敗垂成，也是濟世奇才。姚廣孝成就累累，還是妖僧!

2、意識形態環境的千年變遷

諸葛亮光環的“大定”，說起來，很大程度上，還是《三國演義》的宣傳效應。

《三國演義》就誕生于明朝，成書在姚廣孝之后。那個時代的人文環境，趨向于對“儒”的絕對的、排他的尊崇，把一千幾百年前的“布衣丞相”諸葛亮，裝扮成了當時儒士們更喜歡的樣子;而當世儒士們所尊崇的“儒”，卻與諸葛亮那個時代的儒學，有了很大區別。

其中最凸顯的，就是宋代的“程朱理學”——諸葛亮那時候，沒那套形而上的教條，諸葛亮其人的軍政成就，更在于權謀與用兵，跟儒并無絕對的依托式關聯，跟明代以來“愚信”的“腐儒”意識形態，更是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可明代儒士們偏就要他歸并到自己熟悉、愜意的框架中!這個框架最鼎定也是最核心的，就一個字——忠。忠君的忠。于是，諸葛亮等輩“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的明智、倨傲、目標導向，就被“演義”成了“忠君不二”。稍稍細想，不難悟出，這便是典型的“歷史服務于現實”!

姚廣孝是僧人。他本名可能是“姚天禧”，出家后曾自號“逃虛子”，后法號“道衍”。七十歲前，他一直都是“道衍和尚”。“靖難”之后，他被敕封“國師”，御賜俗名“廣孝”，但還是僧人。

說他是“妖僧”，也是因為他具有一些慣常認識中佛教徒(釋子)所“不應”有的學問、技能，比如“陰陽術數”，再比如軍事謀劃。作為佛教徒，他不僅“超常規”地具有了這些能耐，更將其“貢獻”給了“大逆”。這樣說來，實在是很“不正經”的和尚。

前面說了，出家為僧，在姚廣孝還是青年的元末，是漢人子弟的“出世之路”。在元帝國，人被分成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印歐白人)、漢人、南人(南方漢人及南方少數民族)。處于“第三等級”的漢人，幾乎沒有“入仕”機會，因而很多不那么虔誠信佛的知識分子，也剃度為僧，“不正經”的和尚，挺多的。

正經也好，不正經也罷，既是僧人，就談不到“忠君”。忠君，是儒士的事。

史書是儒士書寫的。史書，跟其他書一樣，有立場，有態度。儒士書寫的史書，自然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持他們認為正確的態度。

他們的立場、態度是什么呢?別的不說，單就對“佛”，朱子(朱熹)就說過佛祖是“一懶胡耳”。連佛祖都只是“懶胡”，姚廣孝能在史籍上有一段還算中性的“傳”，沒罵什么，已經是給了后來終究“承襲大統”的他那幾個明朝皇帝學生面子了。

所以說，歷史這個東東，光看史書，恐怕還是要多加小心。看史書時，還得留神著述者及其所代表的勢力所持的立場與態度。

3、自我剖析與自我標榜的天壤之別

也許是料想到在儒士書寫的史籍上不會有什么好話，姚廣孝在晚年，就是得了“廣孝”俗名之后，寫了一部帶“回憶錄”色彩的《道余錄》，扼要回顧一生的同時，很往深往透地講了佛與“道”、儒與“道”、儒與佛，以佛教式的虔誠與思辨，做了自我剖析，并記述修行的心得，從頭到尾沒有自夸之詞，也沒有自辯之意。如果確實寫完了，無未盡之言，且寫的時候抱著印證自我的誠實，可以說，算得有深度、有客觀風范的理性之作。

但是，因為“批”了明清儒士無比尊崇的“朱圣”(朱熹)，《道余錄》，從來都沒真正被當作“思想文獻”上過任何“正經”臺面。

順著前述的慣性，對比一下諸葛亮。

諸葛亮戎馬一生，沒留下什么著述，傳世的，只有兩篇《出師表》，又以《前出師表》更為經典。到現在，這篇文章，還在高中語文教學中被要求“全文背誦”。

像杜甫那樣的質樸文人，能從出師表里讀出且只讀出“兩朝開濟老臣心”的溫情;而只要稍稍“現實”點兒、“政治化”點兒，就不難從中看出勉勵而為的尷尬，再透點兒，還能嗅出窮兵黷武的味道!

先帝不以臣卑鄙……字面上是“卑鄙”，實際上，更讓人感覺到的是“標榜”。等于在說：我可是先帝(劉備)特特選中噠!

咨諏善道，察納雅言……話是沒錯。問題是：何為“善道”，誰說的話才是“雅言”?

宮中府中，具為一體……這話可不只是標榜和暗示了。簡直就是在擺資格!要說能從中感到“不臣之心”，也不見得就過分!

這樣的立場、態度，跟“妖僧”、傾國之士姚廣孝的《道余錄》所表現出的“你講你的道理，我講我的道理”的機辯、灑脫相比，情懷之高下立現!

當然，不是說，諸葛亮不偉大、不忠誠。他有他的現實困境。相比姚廣孝，同樣是亂世，他的機會真的不算“好”。作為“受顧命”者，他也實在難以灑脫自己。

撇開這倆人太多的相似和不同，單就結果看，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因素，還并非在于他們個人，而更是時代的趨向。簡單說，諸葛亮所面臨的“大勢”，本質上是逆向的;而姚廣孝卻參與進了“適時”的潮流。或許，這個選擇本身，帶有他主觀使然的投機性。但從歷史唯物的角度來說，這一點，顯然是無可求證了。

能確證的，之于歷史，是孫先生的話——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