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秦時期，各路學派百家爭鳴，其中儒家和法家之間的學術之爭非常激烈。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趙鞅、商鞅等，他們在歷史上都是響當當的人物。不過可能有一點大家不知道，其實很多法家的學者早期是出于儒家，所以這兩家學派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那學習儒家思想后，為何會衍生出法家呢?一起來看看其中原因。

殺氣騰騰的孔子

一直以來，儒家給人的印象是柔弱、滿嘴仁義道德，但孔子倡導君子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招之即能上陣殺敵。在戰爭頻繁、“野人”出沒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游列國，豈能只靠嘴上忽悠，豈能手無縛雞之力?更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還有殺氣騰騰、嚴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這本書出現之后，就讓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之所以懼怕《春秋》，肯定不是因為《春秋》會將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講述專政、崇王(周天子)，字里行間清晰地表達出了對亂臣賊子采用嚴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亂臣賊子才會害怕。清朝史學家章學誠評價：“申(申不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

《韓非子》中記載了一件事，談到“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認為量刑過重，但孔子認為：“知治之道也。夫棄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斗，斗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說到底，孔子贊同法辦棄灰于道者，漢朝時大儒劉向將之挪到了商鞅頭上，成為商鞅嚴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狀之一。

在針對亂臣賊子時，孔子明確的是喊打喊殺，主張嚴刑峻法;在針對百姓時，他說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就是政令太寬容時百姓就會輕慢無禮，這時就要用嚴厲的禮法糾正，政令過于嚴厲時百姓可能凋殘不堪，就要用寬松的政令緩和他們，這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讓百姓處于不寬不嚴的境地。可見，孔子主張恢復周禮、以仁治國不假，但并不一味地軟弱，如今人們印象中的“圣母”類型孔子思想，不過是后世儒家改造后的結果，并非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

與時俱進的子夏

儒家與法家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儒家崇古，希望恢復周禮，法家法今，追求與時俱進。以子夏的人生經歷來看，主張與時俱進的成分更多。

子夏非常聰明，常常因為獨到見解得到孔子贊揚，但孔子認為子夏在遵循仁和禮的方面有所不及，因而告誡子夏：“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所謂“小人儒”，就是指無遠大見識，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細品一下，這是不是與儒家對法家的看法相類似?

事實上，孔子告誡子夏并未過于重視，在孔子去世后子夏不像顏回、曾參等人一樣嚴守孔子之道，他重點不再關注“克己復禮”，而是提出與時俱進的當世之政，一套延展儒家正統政治觀點的政治及歷史理論，因此子夏才會教出諸多法家弟子。

子夏擔任莒父縣令時，提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主張“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勞”。想要取信于民，其手段就必然要與時俱進，否則如何取信于民?同時，取信于民時與使民效勞，不可能單純地依靠道德仁義，還需要一定的法令條文。

與此同時，在對待亂臣賊子上，子夏比孔子還要直接、還要殺氣騰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了子夏對《春秋》亂臣賊子的態度：“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也就是說，《春秋》告訴我們，對于奸佞之徒必須斬草除根，以絕后患!

也就是說，子夏雖然是孔門大儒，但他既繼承了孔子又有所發展，所以子夏才會教出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后來專為墨家)這樣的儒家門徒，又教出李悝、吳起這樣的法家改革者。

人性本惡的荀子

荀子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對各家都有所批評，唯獨推崇孔子的思想，認為是最好的治國理念，故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特別著重的繼承了孔子的“外王學”。但在思想上，卻又提出了諸多利于法家的觀點，比如以下三條：

首先，人心本惡說。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因為人性本善，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惡，后天的賢愚不肖的差別是由于“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而性本惡是法家的理論基礎。

其次，隆禮重法說。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認為禮法并舉、王霸統一，但禮高于法，禮為法之大本，“法治”為“暴察之威”，“禮治”為“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極也不過為“霸”，而不能成“王”，禮義才是立法的精神。

第三，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說。荀子認為“先王”的時代久遠，事跡簡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謂“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就是“法先王”必須通過“法后王”的途徑才能實現，這無疑與儒家崇古相矛盾。

說到底，荀子認可孔子的禮治、王道等理論，但在實現方式上卻有不同看法，反而與法家更為接近。這樣的荀子，教出李斯、韓非子等幾個法家弟子似乎并不值得奇怪。

對于儒家與法家的關系，郭沫若一語道破：“前期法家淵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禮儀制度)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儒法看起來差別很大，實際上兩者內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子夏、荀子等人教出法家弟子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