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環境問題的成因，可從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失范、政府權力運行失范、社會價值取向失范角度入手，當代中國環境問題是一個由于社會結構、社會體制以及思想意識形態等都處在轉型時期而導致的結構、制度、文化、價值等多重失范的結果。核心是環境公平問題，一部分人從中受益，另一部分人從中受害。但是環境問題生成的原因是多方面，往往經濟學的分析和解釋更具穿透力。

（一）制度經濟學理論為我們分析環境問題的成因，從市場和政府兩個層面提供了分析框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同時，證明環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是由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等引發的結果。

從市場層面看，市場機制可以優化配置資源，實現帕累托最優。然而，實現帕累托最優，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比如完全競爭、完全信息、完全理性、不存在外部性等。當上述假設部分或全部不成立時，資源的配置將缺乏效率，從而出現市場失靈。在環境方面，一些假設并不成立，由此導致市場失靈和環境問題的產生。

（1）外部性導致的環境壓力。外部性是企業或個人行為對活動以外的企業或個人的影響，即對第三者的影響。外部性理論提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的概念，前者指正面的外部性，具體指某個經濟主體的行為，使他人或社會受益，如養蜂業對果樹種植的影響；后者指負面的外部性，即經濟主體行為使他人或社會受損，如工廠向大氣和水流排放污染物，使環境遭到破壞，其后果由社會公眾承擔。當存在外部性，又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企業或個人不會自覺減少環境污染或產生提供更多環保產品的動力，會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污染物的過度排放及環保產品的不充分供給。

（2）公共物品造成不理性消費對環境的影響。公共物品指提供給某個消費者使用，而他人不必另付代價便可同時享用的產品。公共物品具有三個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環境資源顯然屬于公共物品，這一屬性導致了人們對環境資源的無限制地劫掠式開發和使用。不僅如此，公共物品的存在還產生“搭便車”問題。因為只要沒人能夠被排除或應該被排除，理性的消費者就不會為消費公共物品而付費。消費者不付費，私人企業賺取不到利潤，就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結果，自由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過少的公共物品。

（3）信息不對稱引起公平缺失對環境的壓力。環保方面的信息不對稱表現在：污染者對其排污狀況、污染物危害等方面的了解往往比受污染者要多，但受經濟利益驅使，常會隱瞞這些信息。受污染者擁有的相關信息少，想“討回公道”，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決策者由于沒有關于污染損失及減污成本的可靠數據，故不可能設計出既有效率又不失公平的政策。信息的缺乏使市場無法完美運作，出現市場失靈。

（4）市場競爭不足產生的資源無價對環境的影響。研究發現，很多資源市場根本不存在，或未發育成熟，這些資源的定價為零，導致資源被過度使用，日益稀缺。一些資源市場上，賣者和買者的數量很少，缺乏必要的競爭。市場競爭不足，導致資源定價將過高或過低。例如，長期以來，我國水價過低，造成了水資源的浪費。

從政府層面看，政府失靈是環境惡化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環境問題的政府失靈既體現為政府決策的不當，亦表現為國家環境監督管理的不力和缺位。就決策而言，因各政策在部門間的協調不足，致使經濟目標與環保部門目標沖突時，往往會因經濟目標而放棄環境目標，從而影響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及環境法的實施效力。另外，在環境監督管理中尋租行為的廣泛存在，也將使污染者、受污染者與環保機關間存在非正當的博弈動機。也就是說，政府本身也存在利益傾向。事實上，政府由一系列具有不同結構、動機、利益刺激和操作層面的分部門主體組成。政策并不僅僅由不受個人經濟或政治利益影響的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利他主義者制定，而且是在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作用下形成的。由此會出現官員接受賄賂、**、包庇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等。更重要的是，制度擠出效應。制度理論顯示，當一種制度破壞另一種制度時，它們之間的關系就形成擠出效應。在制度擠出理論看來，環境保護中存在著制度擠出現象。不考慮制度擠出的環境保護政策，會使環境問題有可能變得更加嚴重，或導致次優的環境政策選擇。

（二）環境問題的生成也有技術原因，技術不同的使用者對環境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

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之所以在今天得以集中、大規模爆發，除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外，技術因素在環境問題產生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人類社會經歷了四次技術革命，使人類獲得了以特定技術為核心的新工具和新手段。比如第一次技術革命，形成了以蒸汽動力為核心的技術體系，出現了“珍妮”紡紗機、蒸汽機等新技術，實現了生產方式從手工作坊向機械化的轉變。應當肯定，技術變化是環境變化的一個重要變量。現在工業社會里不斷增加的環境惡化，是由技術變化引起的單位產量對環境影響的不斷增加。對比各個時期，工業社會時期技術對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影響，從廣度和深度而言，均是史前時期和農業社會時期的技術所不能比擬的。正因為如此，工業社會時期人類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環境危機。人類使用冰箱、空調，火箭、飛機在對流層飛行，都會產生氟氯烴等，對臭氧層造成破壞，形成臭氧層空洞。由于煉油廠、熱電廠和冶煉廠的生產活動，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排入大氣，形成酸雨。應當說，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增強了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進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但也應當看到，技術在不同使用主體使用的時段，有的使用者為了自身利益不惜以技術為手段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在資源與利潤的獲取中，使環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惡化。伴隨著技術的進步，污染源和污染物趨于多樣，污染空間日益擴大，破壞程度日益加深。

（三）環境問題的生成也有人口因素原因。受特定歷史社會條件的制約，人的素質與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環境破壞行為似乎總是不可避免。人們對環境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對環境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認識之前，行為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即使已經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嚴峻性和重要性，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制約，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人們還是會作出不利于前者的替代選擇；即使上述兩個問題都不存在，人的機會主義傾向，也會產生有損環境的行為。工業化之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長給環境帶來的影響體現在：第一，地球環境資源人口承載力的合理限度是110億，或者略多一些。也就是說，國際社會如不采取有力的控制措施，兩代人后全球人口數量將超過地球合理容量的上限；第二，隨著人口激增，生活污染物排放量相應激增，這對治污設施構成巨大需求，在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環境質量的下降便不可避免；第三，面對龐大的人口數量，一方面，規模性的工業活動不得不進行，所排放的三廢超出環境容量，惡化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土地、淡水資源相對顯得短缺，為滿足基本需求，人們不得不竭力擴大耕地，于是導致亂砍濫伐、毀林開荒、圍湖造田等環境破壞現象的出現。

（四）環境問題的生成還有發展模式選擇層面的原因。近年，壓縮型工業化范疇的提出，為我們解釋了各國環境問題出現差異的根源。聯合國開發署環境問題專家康納指出，早期發達國家經歷了幾個世紀完成的工業化，在東亞國家卻只花了數十年，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被大大壓縮，過程顯著縮短，這種縮短的工業化被稱為“壓縮型工業化”。壓縮型工業化道路的典型特征是工業化進程超速發展，產業結構急劇轉變，資源環境問題復雜嚴峻。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環境問題具有兩個典型特征：第一，環境問題在時間和空間上形成疊加。壓縮型工業化社會既有與貧困落后相關聯的環境破壞問題，也有尾氣污染、溫室效應、光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既有本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有通過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從發達國家移植、轉嫁過來的環境污染問題。第二，環境問題在生成上出現“聚變效應”。密集的開發活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消耗、高污染型的產業發展，給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生態系統造成了強大的生態脅迫壓力，發達國家在過去上百年時間里分階段出現的不同環境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同一時期多樣并發出現。

總之，環境問題的產生，既有市場和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技術、人口、發展模式層面的原因。因而，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應當綜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