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里秋菊討的“說法”到底是什么？

關于基層工作有句俗語叫“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形象地說明了基層工作的狀態。

面對上級下達的各種指示，最后都得經過居委會或村委會兩種基層組織到達每個老百姓。

而如果老百姓和基層干部發生矛盾，應該如何依法得到“一個說法”？

這就是張藝謀三十多年前的電影《秋菊打官司》所探討的主題。

初次看《秋菊打官司》，我們都會被鞏俐故意扮丑，挺著大肚子維權的農村婦女形象吸引。

這個顛覆性形象就像《隱入塵煙》中海清飾演的曹貴英。

《秋菊打官司》整個故事的重點就是秋菊“討說法”的過程，她極度執著，到最后甚至都讓人有點討厭。

就連她維權的當事人——丈夫萬慶來，后來也不能理解秋菊的執著，對她惡語相加。

萬慶來在秋菊第二次上市里時已經完全不支持自己媳婦的告狀行為。

秋菊這樣一層層向上告，一遍遍不厭其煩地說著她想“要個說法”。

那么這個“說法”到底是什么呢？

其實影片給出了答案，秋菊在和公安局長第二次接觸時說，她就是想讓村長“認個錯”。

換句話說就是道歉，而且是那種真心實意地道歉。

只有村長道歉了，秋菊的心理才能過得去，這才是她要的“說法”。

然而秋菊所要的這個目的和她的維權之路產生了矛盾，她要的是村長認錯的“情理”，卻走了一條“法理”之路。

按法理來說，鄉上李公安的處理和后來縣上維持原樣都沒有問題，很符合邏輯，過程也符合法律程序。

但村長王善堂是個要面子的倔人，他第一次給秋菊賠錢還羞辱她，態度極其惡劣。

第二次、第三次依然沒有給秋菊道歉，就像他自己說的“你以為我軟了？”

秋菊一直不服，從鄉里到縣里再到市里，還有人諷刺她最后要不要鬧到北京去，根本原因并不是各級工作做的不對，也不是對各級機構的不服，而是秋菊要的說法根本不是經濟賠償和各種處理。

影片結尾時李公安來秋菊家，給她最后的“說法”是村長王善堂因輕度傷害罪將被拘留，這更不是秋菊想要的。

因為她只想要在同村里有點權力的村長給她道個歉，也就是一點面子。

但村長這個人最不能丟的就是面子，他可以在上級、在鄉里、在縣里丟面子，唯獨不能在他的村民面前丟面子。

秋菊和村長的矛盾就是基層群眾對基層干部一點情理上的不滿。

但從她告到李公安開始，她所要的“說法”就被理解成“法理”。

最后甚至連公安局都上了被告席，村長也被拘留，鬧得這么大，卻不是秋菊想要的。

所以電影最后一個鏡頭，秋菊看著逮捕村長遠去的警車表情復雜。

關于“情理”與“法理”的矛盾，在片中有兩處被忽略的細節。

看過《秋菊打官司》的觀眾都知道，其實村長并不是壞人，而且秋菊家和村長家關系也沒那么差。

秋菊最后要生的時候難產，還是村長幫忙把秋菊抬到鄉里醫院，后來秋菊還帶著孩子上門道謝。

村長作為基層干部和村民打成一片固然很好，但同時也存在一個“法治最后一公里”的風險。

片中秋菊第一次和李公安說案情的時候，她說村長不批她家的辣子樓，也不讓她在承包的耕地里蓋這個辣子樓。

這件事本來是有法可依的，也就是有文件，但村長就是不給秋菊看文件。

秋菊說的這個情況其實是很多基層“千線一針”的問題，直到現在不僅沒有解決，還依然泛濫。

這三年不知發生了多少“沒有文件，一句話就XXX”的事。

上級下達的各種文件、法規、通知……到了基層，都從基層干部一個人的針里穿，那么這個人對他所管轄的小范圍好像就有了很大權力和私下裁定的空間，變成了“人治”。

他可以選擇給秋菊看文件，也可以選擇不給。

還有秋菊鬧到市里的復議書，本來應該直接下達給秋菊本人，但文書還是習慣性地先給了村長。

而秋菊本來告的就是村長，這張復議書卻先到了村長手里，村長又選擇先給秋菊的丈夫萬慶來看。

復議書和看文件這兩個小細節揭示了《秋菊打官司》矛盾的本質：

秋菊想在一個“人治”的小社會里追求“情理”，卻走了一條漫長的法理之路。

而村長這個基層干部在做絕大多數工作時，還是憑自己的自由裁量，一下情緒沒控制住踢了村民，故事由此展開。

電影《秋菊打官司》改編自作家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發表于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際。

陳源斌本身也做過官員，他寫的這個故事背景就是電影中提到的《行政訴訟法》頒布后。

所謂“行政訴訟”可以簡單理解為為“民告官”提供了一套機制和法律依據。

就像故事中虛構“秋菊打官司”是《行政訴訟法》剛頒布不久第一個“民告官”案例。

從這個角度看，原著《萬家訴訟》和電影《秋菊打官司》都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和普法宣傳作用。

在《秋菊打官司》中，張藝謀一改前幾部作品精心置景，刻意的鏡頭語言等形式化技法，轉而故意營造一種紀錄片式的“客觀”記錄感。

片中使用了大量客觀鏡頭，電影一開始鏡頭客觀的對著熙熙攘攘的縣上大集，秋菊仿佛是自己闖進鏡頭的普通農婦。

觀眾就這樣輕輕松松地被張藝謀帶入秋菊的故事，與她共同經歷了一趟酸甜苦辣的維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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