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數量是生育意愿研究的重要內容，主要指人們對生育孩子數量的期望和需求。其中總和生育率通常被用來衡量生育數量水平，總和生育率在2.1是維持社會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在全世界范圍內，總和生育率經歷了從傳統社會較高到現代社會較低的生育率的轉變。我國的生育水平和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也大致經歷了相同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在各類政策的影響下，我國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也出現了

生育數量是生育意愿研究的重要內容，主要指人們對生育孩子數量的期望和需求。其中總和生育率通常被用來衡量生育數量水平，總和生育率在2.1是維持社會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

在全世界范圍內，總和生育率經歷了從傳統社會較高到現代社會較低的生育率的轉變。我國的生育水平和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也大致經歷了相同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在各類政策的影響下，我國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也出現了一定的變化。

1982年以來，為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實現人口與資源協調發展，計劃生育政策被確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荷蘭球隊#在計劃生育政策被嚴格執行的過程中，我國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迅速走低。

人口進程發生了本質性轉變，總和生育率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出生人口從1987年的2500萬下降到了2011年的1600萬左右，在經歷小幅上升后又繼續下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達到極低值。

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帶來各類社會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等，且低生育率存在自我強化機制，長期內會形成“低生育率-老齡化嚴重”的雙向循環。整體上生育率仍在不斷下降。為什么生育政策的放松沒有帶來生育率的上升、生育率總體上仍呈下降趨勢？

自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的三十多年中、以及生育政策放松以來的數年中中國社會一直處在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之中，經濟在高速發展，社會也在快速變遷。

從古典社會理論家如涂爾干、滕尼斯等到晚近的亨廷頓、英格爾哈特等學者，都提出了一個大致共通的命題即經濟發展、現代化轉型會帶來社會規范、民眾觀念的不斷變化，由此會對民眾意愿及行為產生長期動態的影響。

生育限制政策放松后生育率和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仍然不斷下降，表明在這個階段生育限制政策并不是影響人們生育數量偏好的決定性因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盡管政策得以放松，但在生育限制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發生了某種變化而影響了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心理咨詢師#因而對生育數量偏好變化的解釋，可能需要考慮中國快速的現代化轉型對其帶來了怎樣的動態的影響。

在已有研究中，人口統計學因素及各種社會結構性因素對生育數量偏好的影響已形成充分的討論，但其大多討論單一或幾個因素與生育行為或數量偏好之間的靜態關系，的目的是探討中國現代化轉型對生育數量偏好的動態影響機制。#李亞鵬#

社會制度變革與生育數量偏好

（1）經濟發展與生育數量偏好

社會變遷體現在我國發展過程中的方方面面，對其的考察往往涉及到市場化、城市化、人口流動、人口代際更替、社會流動、中產階級興起等因素。

其中，在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經濟發展是衡量社會變遷激烈程度，也是衡量市場化程度的綜合性指標。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經濟領域起步，市場化轉型、經濟發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的驅動力，一方面，經濟發展程度是刻畫社會變遷程度尤其是市場化程度的結果性指標，同時經濟發展也是制度轉型和文化價值觀變遷的驅動性因素，在市場化改革不斷加快的過程中，社會制度、文化價值觀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因而在本研究中，以經濟發展作為刻畫社會變遷程度的綜合性指標。關于經濟發展對于生育意愿的影響，在學術界并沒有達成共識，主要形成了兩類看法。#衛青怎么死的（名將背后的死亡之謎）#

其一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生育數量偏好的提高。生育成本是決定生育意愿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既包括生育所帶來的直接成本，也包括撫養教育后代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研究表明個人所擁有的能力和資源會影響生育的計劃和決策，經濟發展導致的收入增加會直接帶來物質條件的改善，并減輕生育所造成的家庭負擔，進而可能會提升人們的生育數量偏好。#姚明真實官方身高是2米26(姚明多高是多少厘米)#

其二認為經濟發展會降低生育數量偏好，經典的收入-成本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的增加，邊際孩子收益會降低，進而家庭的生育數量會隨之減少。

同時，現代社會養育一個“高質量”的孩子所需投入的時間、精力、財力和物力等成本大大高于傳統社會，使人們對孩子數量的偏好逐漸向質量偏好轉變。此外，經濟發展也帶來了人們整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會導致生育小孩的機會成本提高，進而會導致生育數量偏好的下降。

（2）社會制度性變革與生育數量偏好

社會變遷過程也是制度變遷過程，刻畫制度變遷有兩種方法，其一是以輸入端進行刻畫，比如某種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二是以制度變遷的結果即輸出端進行刻畫，即社會制度變遷形成了怎樣的經濟社會后果由于輸入端的制度變遷難以進行量化刻畫。

故而以輸出端來刻畫制度變遷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打破了傳統的大鍋飯體制，造成了民眾收入的分化形成了區域、行業之間的發展差異，由此會影響民眾對社會公平程度的判斷與感知，因此社會公平感是刻畫社會制度變遷程度的一個結果性指標。

在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原來的社會結構會逐漸打破，社會制度不斷變遷，社會分工深度不斷深化，社會異質化程度會不斷增強，傳統的“熟人社會”逐漸轉型為“陌生人社會”，由此會改變原有的社會信任狀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降低，因此，社會信任也是刻畫社會制度變革的一個結果性指標。

在傳統的同質化社會中，社會階層固化現象嚴重，系統性的社會流動機會匱乏，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中，市場化發育程度低，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居民，都缺乏系統性的社會流動機會，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打破了原有的固化的社會形態，就業渠道、職業類型不斷增多，農村過剩的勞動力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流動，尋找打工、經商的致富機會。

城市居民也獲得了橫向流動及各種經商機會，社會出現了更多的社會流動機會，但在不同的民眾之間社會流動機會存在差異，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水平越高的民眾獲得了更大的社會流動可能性，因此，社會流動預期是一個刻畫制度變遷的結果性指標。

此外，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養老制度也在不斷變化，國家初步建立了社會養老體系，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成為社會變遷和改革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

上述的各類社會制度性因素也是影響人們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制度安排特性如公平性、效率和制度的可信賴性等是影響人們生育數量偏好的重要因素。

公眾對制度安排公平性的判斷可用社會公平感來衡量，它反映了人們對資源占有和分配公平程度的總體評價和感知。社會公平感能顯著增強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更具體而言，在中國，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資源是影響生育選擇的重要因素，這些資源的分配不均將會顯著降低民眾的生育數量偏好。

另外，社會資本對生育數量偏好也有重要影響，并通過社會網絡、信任等要素來發揮作用。信任意味著社會關系網絡的穩定性，高社會信任會強化人們的集體歸屬感和身份感，因而會提高人們的生育數量偏好；相反，社會支持和歸屬感的缺乏會導致生育數量偏好的降低。同時，高社會資本也會降低生育成本進而提高生育數量偏好。

社會流動預期是影響生育數量偏好的另一重要因素，社會階層較高的家庭擁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廣的社交網絡，可以為養育子女提供更多的資源。這類群體有能力將更多的富余資源用于擴大家庭規模，因此社會流動預期更高的群體相信自己未來會擁有更多的資源從而生育數量偏好更高。

同時，研究者也認為向上的社會預期流動能夠通過開放的、平等的流動機會帶來更加積極的社會態度，從而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此外，相關研究表明，參與社會養老保險會沖擊傳統的“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觀念，并會削弱人們生育男孩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