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互聯網，以往“家丑不可外揚”的一些家庭矛盾，或者是家人在道德品質上的瑕疵，時不時地被人在網上傳播。究竟是時代變了，觀念變了，還是生活方式的變化導致出現諸如此類的現象？其實，古代也有人不惜將配偶的不當行為報官，由于封建社會的法規對婦女保護較弱，因此“報官”者以婦女居多。

彩漆喜酒壇，光緒大婚時浙江進獻 故宮博物院藏

假如古代有網絡

古代沒有互聯網，更加沒有論壇、微博之類能讓個別對婚姻不滿者向大眾曝光配偶不當行為的平臺，但也有古人“沖冠一怒”，想盡辦法討個公道，而且不惜毀掉配偶的事業和前途。

《宋史·陳烈傳》記載，福州侯官（今閩侯縣南通鎮陳厝村）人陳烈生性耿介，恪守古禮，其為人被歐陽修、司馬光等人推崇，仁宗時任福州州學教授。如今的教授是高等教育體系下的一種職稱，而在宋代，教授作為一種官稱、職銜長期存在。比如在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時，為了體現皇太子、皇子、皇侄、皇孫等近支皇族間的地位差別，中書門下（政事堂）提議將教授皇侄、皇孫的學官教師的職務，定名為“皇侄、皇孫教授”。

陳烈品行端正，動靜皆依古禮，即使對待童仆亦如賓客。鄉里人都尊敬他，每教訓子女必以陳烈言行為楷模，凡民間辦理婚、冠、喪、祭諸典，都要向他請教，博學如陳襄、劉彝等也都向他求教。其門下學生常常有數百人之多，與陳襄、鄭穆、周希孟被時人稱為“海濱四先生”。放在現代，陳烈的公眾形象也是大眾的道德楷模。但是，陳烈的妻子偏偏就向官府告狀，要求朝廷免去他的官職。

事發于嘉祐三年(1058年)，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奏夸獎一番陳烈的才學和品行，然后說讓陳烈在當地教學，實在是屈才了，而且也不足以展現朝廷宏揚賢德之風。皇上一聽，如此才富五斗、品行高潔之人，應該調到朝廷任職，于是就任命陳烈到國子監任直講。國子監直講是官名，宋初為國子監講書，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改為國子監直講。

此時，福建提刑王陶提出了不同意見，他上書說，陳烈的妻子林氏因為夫妻不和而告到官府，要求免去陳烈的官職。把家庭矛盾鬧到官府，還要毀去丈夫的前途，這和當今一些人利用網絡自曝家丑有共同點。若是古代有互聯網，估計林氏也不屑于跑到官府遞狀子了，直接發網文控訴丈夫是假道學就行了。

那么陳烈究竟做出什么事，讓妻子不惜告官呢？王陶說：“烈以妻林氏疫病瘦丑，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為林所訟，乞奪所受恩。”用白話文說，就是陳烈嫌棄妻子染病后又瘦又丑，把妻子送回老家，10年都未見面。

林氏控訴陳烈一事發生于宋代，陳烈不用面對互聯網時代網民鋪天蓋地的斥責，官家也不用面臨社會輿論壓力，事情也就能在小范圍內解決。司馬光上書說，陳烈確實是守節之士，應該加以保護，如果夫妻之間不和諧，讓他們協議離婚就行了，沒有必要因為這點事兒就為難陳烈。陳烈一生清廉，任教授職時，凡鄉里贈送，一律退回不受，家有余財，還拿出來救濟貧窮者。因此，朝廷也沒有因為林氏的告狀而為難陳烈。

唐代規定可“和離”

像林氏這樣到官府告狀，要求罷免丈夫官職的，在古代是鳳毛麟角。封建社會男女并不平等，女性的合法權益并不像現代一樣有完善的法律來保護，就連婚姻也是如此。古代法規中涉及婚姻的條款，對女性的保護相對比男性要弱。

《孔雀東南飛》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劉氏，被仲卿的母親驅趕回娘家，她發誓不再改嫁。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著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盡。焦仲卿聽到妻子的死訊后，也吊死在自己家里庭院的樹上。這一悲劇中，焦母逼兒子休妻的依據就是漢朝著名的“七棄三不去”原則。

“七棄”出自漢代《大戴禮記》，是男子休妻的標準，“三不去”則是不能休妻的情況。“七棄”指的是：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盜竊。焦母逼迫兒子休妻，就是她認為兒媳“不講禮節，一舉一動全憑自己的意思”，也就是不順父母。

至于“三不去”，則屬于對婦女的保護，包括：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后富貴。其中“有所娶無所歸”指的是結婚時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時已去世，原來的大家庭已不存在，休妻等于是讓女方無家可歸；“與更三年喪”指的是女方和丈夫一起為父親或母親守孝三年，這樣的婦女不能被休；“前貧賤后富貴”指的是男方娶妻的時候沒權沒錢、家境貧寒，后來才發達了、富貴了，就不能休妻。從“七棄三不去”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在婚姻方面的規定對女性極為不利，但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前貧賤后富貴”。當然并不能說古代的規定比現代好，別忘了古代可以納妾，所以“前貧賤后富貴不可休妻”只是保護了原配的地位。

相較于漢朝，唐代法律中出現“和離”的條款。《唐律·戶婚》規定：“諸犯義絕者離之。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疏議》對其解釋為：“若夫妻不相安諧，謂彼此情不相得，兩愿離者，不坐。”當然，《唐律》也沿襲了漢朝的“七棄三不去”，只不過“七棄”改稱“七出”。

“和離”規定的“彼此情不相得”，更類似現在的“夫妻感情不和”。“和離”的后果是“兩愿離者，不坐”，這證明唐朝還是限制離婚的，因為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兩愿離者”，那么有一方可能要“坐”，也就是要坐牢了。《唐律》中規定，“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意思為女方無“七出或義絕”的行為而男方休妻，男方要被判刑一年半。

宋朝的法律也有保護婦女的規定。比如“夫出外三年不歸，聽妻改嫁”，指的是丈夫離家三年了還沒消息，妻子有權利改嫁。《宋刑統》還規定：“夫妻不相安諧和離者，不坐。”在宋代，離婚、再嫁現象比以前增多不少。

明朝《大明律》和清代《大清律例》都規定了“和離”的條款。古代“和離”的后果與現在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相同的是雙方婚姻關系解除，都可以合法再婚。不同的有兩處：一是子女由父親承擔撫養義務，從父姓，歸入父宗；二是家庭財產一般歸男方所有，“和離”也不得分割財產，但清代規定“凡夫與妻不和離異者，其女現在之衣飾嫁妝，憑中給還”，也就是說妻子可帶走嫁妝。

“一別兩寬”顯體面

宋代釋普濟所著《五燈會元》云：“僧問：‘化城鑒如何是各尚家風？’曰：‘不欲說。’曰：‘為甚如此？’曰：‘家丑不外揚。’”明朝馮夢龍所著《醒世恒言》卷八：“家丑不可外揚，倘若傳互外邊，被人恥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

古代名人也有婚變，比如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紹興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達杭州，孤獨無依之中，再嫁張汝舟。張汝舟早就覬覦她的珍貴收藏，當婚后發現李清照并無多少財物時，便大失所望，隨即不斷口角，進而謾罵，甚至拳腳相加。張汝舟的野蠻行徑，使李清照難以容忍。后發現張汝舟還有營私舞弊、虛報舉數騙取官職的罪行。李清照便報官告發了張汝舟，并要求離婚。經查屬實，張汝舟被除名。李清照雖被獲準離婚，但宋代法律規定，妻告夫要判處2年徒刑，經翰林學士綦崇禮等親友的大力營救，李清照被關押9日之后獲釋。

家丑不可外揚，廣而告之的畢竟是個別，也是被逼得走投無路了。與古代相比，現代的婚姻自由顯得如此珍貴。有人在離婚時各自表達對對方的祝福，一個說“一別兩寬”，另一個說“各生歡喜”，表現了各自的氣度。

“一別兩寬，各生歡喜”出自古人手筆。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放妻書》云：

蓋說夫妻之緣，伉儷情深，恩深義重。論談共被之因，幽懷合巹之歡。凡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夫婦。夫妻相對，恰似鴛鴦，雙飛并膝，花顏共坐；兩德之美，恩愛極重，二體一心。三載結緣，則夫婦相和；三年有怨，則來仇隙。若結緣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來相對。妻則一言數口，夫則反目生嫌。似貓鼠相憎，如狼羊一處。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以求一別，物色書之，各還本道。愿妻娘子相離之后，重梳蟬鬢，美掃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韻之態。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三年衣糧，便獻柔儀。

類似的《放妻書》，敦煌出土了十二份。上邊的這份《放妻書》不但對妻子送上祝福，還奉上三年的花費。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夫妻之間的是是非非，只有當事人知曉。為對方送上一份祝福，自己的人生也更為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