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40年4月的一天，天津一個小酒館里，兩個男人相對而坐，邊說邊用警覺的目光注視著周圍。稍微年輕的男子開口說道：“額……領導，我現在的官職太高了，是政治委員....

1940年4月的一天，天津一個小酒館里，兩個男人相對而坐，邊說邊用警覺的目光注視著周圍。

稍微年輕的男子開口說道：“額……領導，我現在的官職太高了，是政治委員，之后是繼續潛伏，還是向上級匯報，我拿不準”，說完這句話，小伙緊張地抿了一下嘴唇。

對面男子聽后笑了笑：“這是好事，你繼續潛伏，你爬得越高，對革命越有利。”

兩天之后，年輕小伙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件，拆開后發現是中央領導親自寫來的信，信里只有五個字：“大膽往上爬”！

接連得到上級和中央領導的肯定，年輕男子堅定了從事潛伏工作的信心，他將領導來信投入火盆燒掉之后，出門向陳公館走去。

這個年輕小伙是誰，為何能得到中央領導的親自回復？他最終又坐上了多高的職位呢？

富裕公子 投身革命

他叫李時雨，地道的東北小伙，1908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巴彥縣一個富農家庭，原名李亭芳。家境優渥的李亭芳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吃喝不愁，在眾多孩子中尤其受父親寵愛。

年輕時的李亭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親希望他能繼承自己的衣缽，將李家的家業做大做強。

但是，經過學校教育的李亭芳漸漸有了不一樣的考慮。

身為富裕人家的公子，李亭芳沒有沾染絲毫紈绔子弟的風氣，看到身邊貧困的同學，他經常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

因此，李亭芳在同學們中間的人緣特別好，這也為他之后擅長人際關系埋下了伏筆。

在閱讀四大名著的過程中，李亭芳迷上了《水滸傳》中的“及時雨”宋江，并把自己略為女性化的名字改成了“李時雨”。

他夢想成為宋江一樣的草根英雄，在亂世之中能結識同好，造福百姓。

品學兼優的李時雨成功考入北京大學，成為了法學院的高材生。

正當他準備享受大學時光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東三省淪陷，在日本鐵蹄的踐踏上，家鄉民眾飽受失地、喪命的威脅。

剛開始，李時雨對駐守在沈陽的東北軍寄予厚望，但很快，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徹底破滅了他的幻想。

沒有遭到頑抗的日軍，侵略東北大地仿佛進入無人之地，大肆焚毀房屋，屠戮平民。

對張學良和國民黨失望的李時雨，及時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

九一八事變三個月后，北平學生南下示威游行，督促國民黨北上抗日。

當李時雨和同學們來到南京后，發現國民黨對學生的正當訴求視若無睹，他們在南京的宣傳，除了激發起南京民眾的憤慨之外，沒有打動任何國民黨軍官。

勸說國民黨無果，李時雨被安排回老家哈爾濱組建抗日聯軍，擔任黑龍江省抗日義勇軍第三陸軍副司令。

親眼目睹日本人控制下的黑龍江，李時雨和其他聯軍戰士義憤填膺。由于人員和武器的劣勢，他們只能采用智取的方式。

1932年8月，李時雨率部在巴彥縣偷襲日軍，他們將炸藥埋在當地車站，等日軍專列到來時，引爆炸彈，雖然那場偷襲中只炸死了幾十個敵人，但還是為當地百姓出了一口惡氣。

在哈爾濱指揮得當的李時雨，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組織為了保護他，又將他調回北京。

1932年10月，李時雨和同學們回到北京大學讀書，經過兩年的勤奮學習，李時雨于1934年獲得法學學位。

此時的李時雨，雖然已經親身領導過革命，但是在不熟悉內情的人看來，他只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任何履歷。

在組織看來，經歷“空白”的李時雨完全符合成為一名特工的要求。

另外，李時雨“不為人知”的斗爭經歷能幫助他克服新生特工的緊張、膽怯情緒，是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最佳人選。

李時雨接受組織的安排，聯系到了同鄉張學孟（張公館警衛室主任），佯稱“畢業找工作”，取得信任后，經張學孟介紹成為張學良東北軍的一名辦事員。

在西安工作期間，李時雨利用張學孟的關系，經常進出張學良公館。在與張公館工作人員的閑談中探聽消息，并向他們普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在李時雨的思想工作下，許多張公館的警衛接受了先進思想，加入了黨組織。

西安事變意味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實現，但是蔣介石事后卻扣押了張學良，導致李時雨潛伏東北軍的任務被迫中斷。

結束張公館工作后的李時雨一刻也沒有歇著，被組織派往天津，探聽汪偽政府的情報，而這也是李時雨第二次“間諜”生涯的開端。

社交寵兒 紅色律師

在天津地下黨黨員何松亭的幫助下，李時雨頂著北京大學法學院高材生的名頭，成功入職天津日偽軍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的工作對他來說駕輕就熟，一個月內，李時雨憑借高超的業務素養成為了法院院長菲爾特眼中的紅人。

得到院長的青睞后，許多同事開始主動攀談這位法律界新秀，李時雨的“朋友圈”成倍擴大。

組織看到李時雨在天津站穩腳跟后，開始向他分配任務：

一、搭救共產黨員馮驥；

二、購買一部電臺，并將之安全運出天津。

在李時雨看來，兩個任務十分艱巨，一不小心就有喪命的危險。

但是，一想到家鄉百姓正在受苦，其他同志都奮戰在不同戰線，李時雨將自身安全放在最后，開始謀劃搭救同志馮驥的事情。

由于李時雨的律師身份，他能夠接觸到犯人的卷宗。

在他當值的時間內，曾經遇到過案卷丟失的情況，如果他把馮驥的卷宗悄無聲息地處理掉，再讓馮驥咬死不認罪，事情也許會出現轉機。

明白努力的方向后，李時雨來到檔案室查探檔案，他以尋找其他卷宗為由，將馮驥的卷宗抽了出去。

跟隨其他案件的材料放到了公文包里，回家之后，李時雨迅速將馮驥的案件材料燒毀。

為了洗清嫌疑，李時雨在開庭前又去了一次檔案室，這次以查找馮驥案為理由，讓值班的書記員尋找相關檔案。

值班員左找右找就是沒有，以為是自己的疏忽，他低著頭向李時雨認錯。

此時的李時雨當然知道值班員無辜，但還是對他大聲斥責，并警告他之后工作仔細點。

之后，李時雨又以詢問案件細節為理由，見到了身處監獄的馮驥，趁看守不注意，將“不要認罪”的紙條塞到馮驥手中。

開庭時，馮驥堅決不認罪，只是謊稱被仇家陷害，又由于卷宗丟失，法官只能判處馮驥無罪。

第一個任務完成后，李時雨著手進行第二個任務的謀劃。

在李時雨看來，購買電臺尚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在“五步一崗十步一查”的天津將電臺運送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

為了準確買到組裝電臺需要的配料，李時雨自學了電臺組裝技術。

他從幾個外國商人開設的配料行買到了全部零件，為了避免引人注目，李時雨沒有將它們安裝在一起。

拿到材料后，一個現實難題擺在李時雨面前：如何安全運出天津？

這件事情困擾了李時雨好幾天，直到院長菲爾特的一句話才讓他想到了辦法。

這天，由于沒有趕上回家的電車，李時雨決定步行。在距離法院兩公里處，同樣下班回家的菲爾特看到了李時雨，并熱情地招呼他坐上吉普車一起回家。

李時雨上車后發現，他們一路上都沒有被日偽軍攔住檢查，他半開玩笑的說道：“坐車就是好啊，不用走幾步就停下來被搜身，真是節省時間。”

菲爾特聽到這話自豪地笑了笑：“哈哈哈，這可能是我們外國人的特權，日軍可不敢搜查我們法國人。”

“借車”的想法從李時雨回來之后，一直縈繞在他腦中。

兩天后，他以“約會”的理由向菲爾特借車，菲爾特認為李時雨想在女生面前“炫耀”，也沒有過多懷疑，十分痛快地借給了他。

李時雨借到車后，沒有將電臺零件直接放入后備箱，而是將買好的配料分成三個小包，放在車子的座椅之下。

就這樣，李時雨開車出了城，將這些材料原封不動地交給了城外接應的同志。

兩次任務之后，組織為了保護李時雨，讓他專心投入到法律事業中，短期內不要再執行任務。經過短暫的休整，李時雨重新出現在天津的社交圈。

漸漸地，李時雨不僅收獲了同行的好評，還引起了汪偽政府二把手陳公博的青眼。

李時雨沒料到的是，他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即將到來。

先前汪偽 后授軍統

面對陳公博的主動示好，李時雨故意表現得十分“冷淡”。恰恰是李時雨的疏離，激起了陳公博的欽佩。

他多次在菲爾特面前稱贊李時雨有個性、有能力，如果能夠加入自己麾下，勢必會有更大作為。

在陳公博的多次努力下，李時雨成為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將。

為了能夠接觸到核心情報，李時雨還用了一招“美男計”，將陳公博的貼身女秘書迷得神魂顛倒，不僅把陳公博每日的行蹤、會面告訴他，還經常在陳公博面前說李時雨的好話。

1940年，“汪偽政府”正式成立，深受汪精衛信任的陳公博前往上海就職，李時雨作為陳的“心腹”，隨之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李時雨，同時擔任律師、立法委員和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橫跨政、法、軍三界，風頭一時無兩。

為了配合李時雨工作，組織上將她的妻子、同為地下黨員的孫靜云派到了上海。

妻子的到來，讓李時雨感到輕松和欣喜的同時，也讓他開始思考：“我是不是爬得太高了？”

在得到領導的寬慰后，李時雨放下顧慮，依靠手中的權力，將眾多同志安插進汪偽政府。

陳公博怎么也想不到，他最看重的保安處長，竟是他身邊最大的“紅色特工”。

進入偽軍核心的李時雨，多次向黨組織傳遞日軍將要“偷襲”“掃蕩”的情報。

在參加日偽軍重要會議時，李時雨經常充當記錄員的角色，他便暗中將這些信息備份了下來，這些信息也成為后期指認汪精衛等人叛國投敵的有力證據。

汪偽政府倒臺之后，李時雨思忖回到黨組織的懷抱，但是與他同在汪偽政府任職的余祥琴卻極力拉攏他加入國民黨。

原來余祥琴是軍統上海站的負責人，是國民黨潛伏在汪偽政府的特工。

李思雨故作為難地說：“我服務過汪偽政府，國民黨不會嫌棄我嗎”？

沒想到余祥琴卻爽快地說：“你就對外人說，你是我的軍統下線。”

李時雨跟上級和妻子商量后，認為這是一個深入國民黨的好機會，于是，同意了余祥琴的要求。剛剛擺脫潛伏生涯的李時雨，再次深入隱秘戰線。

成為軍統特工的李時雨，受到了戴笠的重視，從一個普通特工一路做到了軍統少將。在解放戰爭期間，幫助我黨收集了許多有用的情報。

但是李時雨輝煌的履歷遭到了軍統小人的質疑，戴笠死后，李時雨失去了軍統內的保護傘，被妒忌他的同事劉方雄陷害。

在劉方雄的構陷下，李時雨和妻子先后被投入監牢。

面對軍統的嚴刑拷打，二人一口咬定自己被陷害，沒有說出其他同志的下落。

其實劉方雄從來不認為李時雨是中共的間諜，只是基于私怨揭發李時雨，眼見李時雨什么都沒交代，劉方雄也沒有繼續折磨他，而是將他們關在監獄，不聞不問。

1949年2月，國民黨為了節省財政支出，將一些沒有明確罪證的罪犯放了出去。

李時雨和妻子正是在這個時候被釋放。出獄之后的李時雨借道香港，又從香港飛回了北平。

劉少奇聽說李時雨的事情后，親自迎接他，看著眼前陌生的瘦削面孔，劉少奇感慨萬千：“我們的大英雄受苦了，你一個人可抵我們三個師啊。”

結語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的身份得到了澄清。

從東北軍、汪偽政府再到國民黨軍統，潛伏多年的李時雨終于能以真正的身份工作了。

“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十五年的特工生涯，無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李時雨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因為在他身后，是一個誠待解救的國家，是眾多受苦受難的百姓。正是他的堅定信仰，支撐著他在黑暗中默默前行。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逝世，結束了隱秘而偉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