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進入了后工業階段，港澳臺等地區也由勞動密集型階段轉入了技術密集型階段。此時，我國廣東沿海地區響應改革號召，向世界打開....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進入了后工業階段，港澳臺等地區也由勞動密集型階段轉入了技術密集型階段。

此時，我國廣東沿海地區響應改革號召，向世界打開了國門，參與了國際分工，接檔港澳臺，成為了下一個世界工廠的接班人。

廉價的勞動力，大量優惠的對外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資，快速登錄我國沿海地區，廣東作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經濟的沿海大省，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基地，承包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來料加工業務，而東莞正是世界工廠的核心地區。

外資私營企業，幾乎在一夜之間遍布了東莞的街頭小巷，裕元鞋廠正是那個時候隨著外資一起進入內地的一家臺資企業。

巔峰時期的裕元鞋廠有十幾萬工人，它占地面積達到了東莞市高埗鎮的50%，出口總值也一度達到了東莞市高埗鎮的50%，2007年，裕元鞋廠的年產值達到了數十億美元，成為了全球鞋業的巨無霸。

正是這樣一家曾經風光無限的鞋廠，卻在風光了30年之后，落得人去樓空，一片荒涼的下場。

30年的輝煌

廣東省東莞市高埗鎮的裕元鞋廠是1989年落戶東莞高埗鎮的。

這家臺灣人開辦的工廠，包攬了耐克、阿迪達斯、銳步、彪馬和愛世克斯這些牌子的跑鞋的所有加工制造。

從最初的設計到制作膠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斷、縫紉，以及組裝成品，從裕元鞋廠出口的跑鞋承包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鞋子市場。

每到上下班高峰時期，裕元廠區內就會涌現無數穿著工服的員工，急匆匆趕到車間去上班。

裕元鞋廠除了廠區外，還為員工修建了大片員工宿舍、食堂、幼兒園、醫院、學校，甚至連消防隊都一應具備。

人多的時候，員工去食堂就餐都必須分批去，不然根本容納不下那么多人同時就餐。

每到周末，生產線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氣氛就變得歡快起來了，女工們褪去工裝，換上在鎮里集市上買到的新衣服，三三兩兩坐在草坪上看雜志或者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工廠的休息區建有舞廳和棋牌室，供工人們閑暇時打發時間。

放眼望去，工廠的每個角落都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任誰也不會想到30年后，這些都將化為泡影，只留下空空如也的廢棄廠房。

代工廠的紅利期

裕元鞋廠是國際品牌運動鞋及便服鞋代工巨頭，日益增長的健康意識推動運動鞋市場的發展，耐克、阿迪達斯作為最具競爭力的兩大運動品牌，更是賺得盆滿缽滿，而作為耐克、阿迪制造商的裕元集團也從中分得一杯羹。

2008年，裕元將旗下的零售業務拆分為寶勝國際獨立上市。不過，寶勝被視為裕元的附屬公司，財務數據仍在裕元的合并報表里體現。

2017年上半年，裕元集團營業收入44.48億美元，同比增加3.91%；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59億美元，同比增加3.95%。

但是，零售子公司寶勝國際由于人工成本上升以及租金增加業績有所下滑。

2017年上半年，寶勝集團營業收入14.05億美元，同比增加14.5%；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0.44億美元，同比下降19.6%。

在整個國際分工的生產鏈中，大頭的利潤一般都被品牌方拿走，作為代加工的廠方獲得的利潤有限，為了最大程度地獲利，廠方只能盡可能將生產成本降到最低。

廠方必須要為股東謀求最大化的長期利益，逐成本洼地而居；通過分享行業以及中國人口紅利，裕元在前期取得了不錯的業績。

裕元集團業績的持續上漲與大客戶阿迪達斯、耐克等品牌的增長密不可分。

從全球市場來看，2014年，全球前五大運動鞋品牌為耐克、阿迪達斯、VF集團、亞瑟士合計銷售額占比達到74.6%，其中耐克與阿迪達斯合計占比為57.9%。

“抱大腿”也是一門不錯的生意，作為運動服鞋產業鏈中的一員，裕元過去分享到了阿迪、耐克等品牌增長的紅利。

不過，作為代工企業，對品牌商的議價權并不高，若想保持或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需要在生產過程中盡可能的降低成本，擴大規模效應。

與此同時，公司鞋類平均售價從2014年開始持續下滑，今年上半年，公司鞋類平均售價16.47美元，相比于2014年度的平均售價下降了6%。由于單雙鞋的售價并不高，若售價稍有下降，公司壓力也會增加不少。

隨著中國生產成本增加以及上游售價的降低，裕元開始將中國的產能逐漸轉移到越南。

無論宏觀政策怎樣調整，當地政府多么想增加就業率，但是企業面臨的是一個冷冰冰的現實：當成本攀升之后，要維持利潤水平，必須想盡一切辦法進行消化，否則，資本市場會無情的打壓股價，股東財富面臨大縮水。

資本回報——這個有形的指揮棒，正在逼迫制造商將產能遷移到綜合成本更低的國家。

盡管中國依然是耐克和阿迪達斯增長最快的市場，但按照代工廠的產能分布情況來看，中國消費者很可能會越來越多的穿到產自越南、印尼甚至柬埔寨的運動鞋。

除了將部分代工業務搬去成本更低的國家之外，對于中國境內已經成熟的工廠，降低工人的福利待遇是控制生產成本的最好方式。

一位曾經在裕元服務過15年的老員工在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說道：

“我在高埗呆了15年，而這15年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裕元，多年前，我帶著美好的期望進廠，將所有的青春都奉獻給了裕元，甚至將裕元當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家；

裕元承載了我所有的歡樂和希望，我只是想能夠有一份體面的工作，能夠有尊嚴的活著，可是裕元又是怎么對我們這些拼死拼活為他賺錢的打工仔的，我把他當親人，他卻要我老無所依，難道提起錢，他們就非要做得如此過分嗎？”

身為裕元的員工，他們的工作都是以秒來計時的，為了保證產品的供應，每個工人每天至少要在流水線上工作10-12個小時，甚至還要忍受高溫、毒氣，甚至連上廁所的次數也被限制為每天兩次，每次必須要有人頂班才能離開工位。

食堂的伙食也不是免費提供的，無論你吃不吃，每月都必須扣除掉相應的伙食費。

罷工工人以達到當地基本工資水平為條件，要求廠方加薪30%，卻遭到了拒絕。

此時，作為政府方，在得到廠方同意補繳社保的認可之后，并未再過多的干涉廠方的行為，為了維穩，政府要求罷工員工迅速復工，員工希望政府出面的幻想破滅。

員工們不理解，政府部門為什么要依法處置？

作為將“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當成基本責任的政府，更多的只能從維穩和依法治國的角度出發，處置此次罷工事件，在為員工爭取更多福利的立場上，政府是不具備這樣的職能的。

從法律出發，政府的處置手法完全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卻不能從根本上緩解勞資矛盾。

到2019為止，裕元由最初的巔峰時期的12萬員工，銳減到1200人。

中國制造業的轉型

“十一五”期間，中國工業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就已經被政府納入了重點關注項目。

簡單的人力加工制造業已經不能滿足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需要，只有順應時代發展的需求，才能在瞬息萬變的今天，在世界經濟體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我們為了跟上世界經濟的發展步伐，不惜血本，打開國門，引來外資大量的涌入，以令世人瞠目結舌的高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融入了世界經濟全球化體系。

但是，巨大的成就背后，我們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對傳統行業的打擊，都證明了這條盲目的粗加工經濟是不可以持續發展的，現在必須要在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上尋求改變。

工業的轉型升級恰好是改變的根本所在。

國家不再鼓勵粗加工行業，之前的一些優惠政策也在相應的縮減。

最近幾年中國受教育的人口增加，對生育問題的觀點也隨之而發生了改變，加上生活成本在逐年遞增，許多年輕人迫于生計壓力減緩了生育速度和數量，中國人口出現了前所未有減少，人口紅利期的消失，間接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加，廉價的勞動力時代已經成為了過去。

新一代的打工人不再是低學歷的代表，他們進過學校，了解外面的世界，對生活品質的要求，絕對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只是三餐溫飽足以，沒有高額的薪酬，他們寧可在家鄉附近的小廠子打工，也不會千里迢迢跑到外地去受罪。

越來越多的工廠不得已必須用高額的薪資條件才能吸引到足夠的打工者。

當初趁著我國人口紅利和優惠政策進駐的外資企業，只能紛紛將在國內的工廠遷移到人工相對廉價的東南亞地區，尋求最大程度的利潤空間。

裕元鞋廠自然也躲不過這波改革浪潮，經濟的發展規律永遠是朝著更加先進的方向前進的，單純依靠粗加工而生存的企業遲早會消失在不斷前進的工業進程中。

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制造業已經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型。

制造業也由“中國制造”變成了“中國智造”。

毋庸置疑，中國的制造業正由簡單的粗加工向具有科技含量的智能制造業過渡。

裕元鞋廠作為上個世紀經濟需要的產物，在21世紀，中國經濟再次轉型的今天，退出歷史舞臺，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知網文獻檢索：

《裕元鞋廠罷工的思考：階級意識、維穩和發展模式》周建明、《裕元鞋廠的打工女孩》張彤禾、《中國工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分析》中國報告大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