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在我國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中仍舊處于客體中“物”的地位，不具有法律主體擁有的法律人格，也不具有權利能力。盡管動物具有生命，但在現(xiàn)有法律的立法目的中只被視為資源或財產(chǎn)加以保護，而非基于動物自身出發(fā)進行保護。然而動物現(xiàn)有的法律地位未能滿足所有人的期待，關于動物法律地位的爭論頗多，除了“主、客體二分法”與“主、客體一體化法”的分歧外，一種激 進程度較低的觀點認為動物具有“特殊法律物格”，主張將作為權利客體的“物”劃分為不同等級類型，權利主體對不同等級類型的物擁有不同程度的支配力，動物也因此成為獲得更高保護的法律物格，其地位雖然仍是法律客體，卻能變相取得部分主體權利。

首先,伴侶動物作為法律主體缺乏必要性。提出“動物權利論”的學者湯姆雷根認為動物同人類-樣擁有各種認知、感知能力，可以被定位為“生命主體”，因此人類理應像尊重自己一樣尊重動物，不能因為人類擁有更先進的認知、道德、審美和精神能力就利用和支配其他動物。“可以看出動物權利論雖然竭力想將動物置于同人類一樣的法律主體地位，但其追求的落腳點仍在希望人類給予動物更多權利上，而不是動物自身去行使自己的權利，這實際上與動物福利論的觀點是一致的。動物具有的認知、感知能力其實是動物福利論給予動物福利的原因，這種感知能力并不能直接成為動物權利論的賦權依據(jù)。在兩種觀點追求的目標一致的情況下更宜選擇不用整體大規(guī)模改動法律體系的動物法律物格觀點。

其次，伴侶動物作為法律主體缺乏可行性。從生態(tài)學的立場看，人類作為高級動物具有主觀能動性，能夠理性思考并付諸實踐，這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基于此，在法律領域中動物由于不具有意思表示的能力，也無法承擔法律主體應負的與權利對應的義務，理應處于法律客體中“物”的地位，并不需要苛求賦予其“人”的地位，否則既混淆了法律主體與道德主體的概念，在理論和實踐中也很難付諸實踐。動物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本身是缺乏理性的，動物必須借助類似“代理人”的制度通過人類表達自己的“意志”，而動物天生缺乏被代理人需要具備的授權能力,人類作為“代理人”實際上表達的仍然是人類為動物確定的“意思表示”，這是不符合法理的。此外，若將動物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需要大量修改法律，還會打破既有的法律體系，缺乏可行性。

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將動物保護的重點放在賦予動物合理權利的方向上，通過在人類的法律體系中規(guī)制人類的行為來給予動物保護，而不是一味擴充法律主體。楊立新教授提出的“特殊法律物格”的方式就是非常值得借鑒的新型法律體系，在不改變伴侶動物仍是“物”的地位的基礎上賦予伴侶動物以“特殊法律物格”，既能滿足動物權利論追求的目的，又具有保護動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制定我國伴侶動物福利法律制度時對伴侶動物定位的較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