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場域指祭祀被建生祠官員的場所，以及生祠信仰產生過程中物化的相關載體，如生祠記、生祠碑、祠祀方式等。

生祠雖至早起源于漢，但翻閱先秦兩漢的史籍，發現“生祠”這一字眼較少。先秦時期，召公生祠，祠于“甘棠樹下”；庚桑楚生祠，“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此時生祠屬于巫祝一事。

西漢現存典籍中，明確表明有生祠的官員共 7位，其中欒公生祠，祠于“欒公社”；于公生祠，祠于“于公祠”。其余五位官員，四人被立祠，一人被立廟。也正是在西漢初，生祠“祭活人”的真正意義才逐漸形成。此時生祠的宗教性較為強烈，民眾借用生祠以達到對自身、對官員的祈福禳禍。生祠場域相關準則并未形成，處于雛形階段，祠祀場域多元化，有“祠”“社”“廟”“樹”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生祠祠祀的場域逐漸形成，主要以祠堂為主。《晉書》稱荀勖：“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勖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又《梁書》載伏暅事稱：“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高祖善之，征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并同時生為立祠。此時，生祠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附載物“碑”。《北史?李繪傳》敘高陽內史李繪政績稱：“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

但，生祠的場域仍是祠堂，只不過是出現了“祠碑共立”的新現象。《梁書?夏侯亶傳》敘夏侯亶身后事時稱：“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從州民申請“祠碑共立”中我們看到，此時民眾所賦予生祠的信念感更加強烈。“碑，豎石也”，“碑”成為承載官員“惠政”的文字載體，官員美譽可以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碑被吸收進生祠的場域之內，也正因為有了碑的參與，豐富了生祠在地方上的文化內涵，構建了當地的歷史記憶，也成為國家在地方上樹立的道德標桿的象征。

及至唐代，“德政碑”的出現成為唐代生祠內涵意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但德政碑的祠祀性質與生祠并無差異，百姓所立“德政碑”與“生祠”本質相同。生祠祠堂是民眾對地方官員“感念之情”的物化，而德政碑是另一種物化形式。有唐一代，“德政碑”成為“生祠”意義的主要表現形式，官員被建“德政碑”的數量遠遠勝過生祠，有的官員有“德政碑”但無生祠，但有生祠的官員必有“德政碑”，此時，“生祠”被吸收進“德政碑”的形式之中。

由于唐代“巨碑”的影響，宋代為了限制碑的泛濫，設置了“立碑禁令”。地方文人為規避“立碑禁令”，生祠場域又轉向了“祠堂”“家”中。《宋史》載周執羔在任宜黃縣丞間邑人為其修建生祠的事跡：“周執羔，建炎初，乘輿南渡。調撫州宜黃縣丞。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王復“除兩浙轉運副使，方臘平，遷都轉運使，擢龍圖閣直學士”。

由此可見，宋人生祠場域多在家中，并配以繪像、木主。宋代生祠祠祀規模小、祭祀方式簡單，可以“家家祭拜”，使得更多宋人以更方便、簡約的方式表達對地方官員的“感念之情”，進一步使被立生祠的官員形象在地方上深入人心。同時，宋人找到了一種既能代替“德政碑”又能規避朝廷“立碑禁令”的書寫方式，即生祠記，其達到了和“德政碑”同樣的記敘功能。

金元生祠場域重新回到 “祠廟”，但伴有“前朝遺風”，如繪像、刻碑。曹溥入仕“幾五十年，所到得民譽，刻碑、繪像，處處有之”。“陳炎酉，至元中為南康路總管。修白鹿書院。歲荒賑饑，給牛具子種，招集流亡四萬余戶，有麥秀兩歧之瑞。民立生祠祀之。”

生祠最初雖起源于漢，但未有生祠祠祀場域的具體場所。至魏晉南北朝，生祠場域逐漸形成，以祠堂為主，也出現了新的表現形式“碑”。及至唐朝，由于生祠與考課法的密切關聯，生祠被賦予了強烈的意義，“德政碑”逐漸成為生祠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地方舉留或官員遷轉的補充證據，此時“祠堂”依附于“碑”。因宋的“立碑禁令”，生祠場域又以“家”為主，伴以繪像，使得“碑”又依附于“祠”。金元，又回到以“祠堂”為主，伴有塑像的場域。從以上申請程序、祠祀對象以及生祠場域來看，生祠既有朝代鼎革的差異性，又有社會歷史傳統的共性。

生祠自下而上的申請程序自唐定型，后世在唐申請程序的基礎上變動，形成了民間—官方—民間的申請程序。民間既是民眾“感念之情”開始的地方，也是最終的“施行方”。地方通過賦予“生祠”不同的表現形式，如祠堂、碑刻、生祠記、塑像、繪像、木主等，構成了地方上豐富的生祠文化現象。同時，各個朝代對于祠祀政策的規定以及對地方官員的管理、考課等，又使生祠具有了象征，進一步影響了生祠性質的定位。(www.Ws46.com)

而“朝代雖有鼎革，但由于文化的慣性的作用，制度的繼承常超越朝代的分界”。生祠雖然在各個朝代的鼎革之中的發展不盡相同，但自郡民為有“惠政”的官員表“甘棠之思”開始，這便與古代中國的循吏傳統密切相聯，“循吏”內涵成為古代中國社會歷史上生祠的共性。同時，又受到國家所推崇“儒家”主流價值觀的引導，人們“有恩必報”，以及佛教“因果報應”的影響等進一步豐富了生祠的文化內涵。

明代生祠作為古代生祠的一部分，繼承了前代生祠的“循吏”文化內涵，以及生祠信仰所物化的載體祠堂、生祠記、生祠碑等。但在明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又賦予了生祠新的功用，即國家、地方、百姓各方參與建立生祠的功用突出。同時，由于明代嚴格的戶籍制度，地方意識凸顯，地方士紳、百姓在選擇生祠對象時也會注重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