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社會學家波普諾曾提到：“文化分析是將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考慮，涉及的主要問題是確定其主流價值觀和標準，同時又為物質文化所決定的”。

“新儒學體系”自西漢中期被漢武帝確立為主流意識形態后，在官方和以儒者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大力倡導下，儒家思想以不可阻擋之勢由上層階級通過教育、選官、表彰等手段向中下層民眾滲透。而中下層民眾在主流文化的強勢圍攻下，潛移默化地被動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審美觀，并將其內化為自己的行動準則，使其成為主導自身行動并自覺遵從的行為規范。

因此，自西漢中期開始，人們主動崇奉、敬仰儒家所標榜的“忠孝仁義”楷模，這也逐漸成為漢代人物祠祀的重要特色。在儒家理念的熏陶下，也影響了后代官方、地方選擇祠祀人物的標準。

因此，可以說西漢時期確定的“儒家”意識形態形塑了民眾的價值觀，使得社會之間盛行“重情重義”“忠孝”“重讓敬賢”“知恩圖報”的社會風氣。同時，這種主流價值觀使得漢人對民間自發的祭祀主體有了自己的選擇標準，而這種選擇標準正是符合儒家學說所倡導的“忠孝仁義”理念。(www.ws46.Com)

良吏的為官處世之道與儒家所提倡的思想倫理相符，不僅受到皇帝的贊許，還受到吏民的愛戴。在整個社會都認可的大背景之下，“良吏”死后被立祠祭祀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我們也看到不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吏民，都將符合“儒家”主流價值觀的官吏神化。而生祠正是在古代中國自發宗教向人為宗教的發展之中產生的，是祖先崇拜演進和發展的產物，也是祖先祭祀活動中宗教色彩淡化，實用性功能增強的結果。

國家對民眾意識形態引導之下所塑造的主流價值觀，強化了民眾的“道德情感”，也是對圣人所推崇的“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禮制規范的踐行。正是這些因素的存在，使生祠的產生具備了一定的信仰基礎。民眾在這種信仰基礎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為了表達對“有德于己”官員的感念之情，便使這種情感物化成現實的祠堂。

生祠起源的時間

關于生祠起源有兩種說法：一說起自“甘棠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歌講到召公為西伯時，巡行南國，恤民勤政，曾決訟于甘棠樹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深受吏民愛戴。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故作“甘棠之詩”頌美。元人陳旅亦說，讀《甘棠》之詩，“知后世生祠之所以作也”。

另說生祠起自西漢于定國之父于公、欒公社。史料典籍之中最早明確出現“生祠”二字的是于定國之父于公的生祠。于定國之父于公是縣中小吏，曾任縣獄吏、郡決曹，專管司法。其人執法公允。頗有愛民之心，故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漢書》稱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張岱提到：“漢于公決獄，平民立祠生祀之。生祀始此。”王三聘亦認為生祠起源于西漢于公，“漢于公為縣吏曹，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自三代以來無生為立祠者，至此始見其事。”

欒布，西漢梁國人。因治燕、齊有功，被當地百姓立欒公社祭拜。《史記》稱欒布：“孝文時，為燕相，于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趙翼指出：“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日欒公社。石慶為齊相。齊人為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欒公社”中的“社”為什么會被歸類于生祠？是因為“社”最早指：“社者，土地之主。

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可以看出社代表土地，土地是古代立國之本，因此社逐漸演變成為國家的象征，也成為華夏先民崇拜的自然神。隨著國家出現，有關土地等事務開始設官管理，而為了紀念官員在任期間創立功業者，便以人配其祀，人們或以其人稱其祀，社也便從自然神轉為人格神。而燕齊之間皆為欒公立社，就是有意將欒公列為保護燕齊的土地神。

生祠起源有兩種說法存在是因為他們對生祠內涵意義的理解不同。前文提到生祠信仰衍生于祖先崇拜，儒家思想則界定了生祠的祠祀對象，賦予了生祠豐富的人物屬性及文化內涵。

從生祠信仰產生的基礎以及對生祠的內涵意義來看，祖先崇拜在商周時期已經興盛，而生祠起源于“甘棠之詩”，此時生祠只需“祭祀活著的人”即可，對祭祀的方式、場域等以及生祠所附帶的載體都未有明確的指向。而認為生祠起源于西漢“于公”，此時對生祠的界定趨向精細化，同時，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繁盛。

因此，這對生祠所附載的具體實物就有了更明確的選擇指向，指向中國古代的祭祀場所，如“祠”“社”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里也簡述了生祠的緣起和演化，《漢紀》：欒布為燕相，有治跡，民為之立生祠。此后世生祠之始。”雖然第一個被立生祠的人物仍然存在爭議，但史料典籍中所記載的人物都處于漢朝，“自漢有生祠，始基之矣”，生祠信仰產生的基礎自西漢完全形成之后，生祠也就真正形成。因此立生祠的現象至早可以追溯至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