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羅馬重塑意識形態的外部原因分析包括了各種因素，例如對于恢復帝國統治的憂慮、成為皇帝并加強皇權統治的需求、羅馬對各行省的長期剝削導致的分裂情緒等，但這種重塑意識形態的動機，也不能脫離對于統治者個人經歷與宗教信仰的思考和認識。

羅馬重塑意識形態的原因，并非完全是社會背景與趨勢的考量，在近幾十年國內外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和論述日漸清晰的同時，又要兼顧原先的思考軌跡，君士坦丁的個人經歷與對于基督教的信仰追求。

盡管在吉本看來，君士坦丁放棄了羅馬早期的意識形態，選擇基督教而最終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落。但介于對于價值判斷的警惕，尤其是在歷史研究中，不能因為元首制曾經的輝煌而將其描繪成一種經典理想的古代制度，并將偏離的制度改革都認定為衰落的根源。此外，作為帝國的皇帝宣揚要塑造什么樣的個人形象或者要實現什么目的是一回事，而整個帝國在其決策的引導下最終實現了什么樣的個人目標和改革成果又是另外一回事。

盡管在部分元老的待遇方面，君士坦丁時期的元老貴族反而一度相對于戴克里先時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在312年到訪羅馬之后，君士坦丁在315年7月9月抵達羅馬來參加紀念其稱帝十周年的慶祝活動，這種活動是羅馬皇帝在整數年的慣例活動。

在其統治期間，他還鼓勵元老院貴族來擔任某些高級官職，恢復了元老們的部分特權。作為回應，元老院和羅馬城的公民們奉獻給君士坦丁以宏偉的凱旋門和雕像，以紀念君士坦丁戰勝將馬克森提庫斯，將羅馬城從其統治中解放出來。“感謝皇帝拯救共和國脫離暴君”。

元老院對于對于君士坦丁的稱贊和榮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強調皇帝在復興共和國中的作用，也是在提醒君士坦丁只有確保羅馬城和元老院的統治才能真正成為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也明白應該對羅馬元老院和人民表現出一種公民而非軍事統治者的印象，他所樹立雕像的形象模仿了奧古斯都的早期造型，英俊、年輕，代表著永恒的輝煌。

但這種重視在某種程度上相對于戴克里先對元老院的政策來說是更為功利的，與其說是君士坦丁對于元老院精英共和觀念和多神教意識形態的重視，不如說是他對于羅馬城和元老院階層殘存下來的影響力的交易，以及對于多神教信仰的寬容。以君士坦丁的生活經歷選擇來看，他自始至終依然是一位被排斥在舊有意識形態體系里的“北方皇帝”。

君士坦丁在父親死后，被軍隊在英國的約克擁立為帝，對于羅馬帝國的人們來說，君士坦丁是在已知世界的最遠端開始了他的統治。他早期的主要支持者大多都是來自與多瑙河地區和北高盧地區的異族領袖，包括阿拉曼人的國王柯若庫斯以及法蘭克人的首領博尼特斯。

在312年君士坦丁率軍進攻當時占據意大利的馬克森提烏斯的時候，可以說是一只來自于北方高盧的由日耳曼人、凱爾特人構成的軍隊同來自于統治核心地區的羅馬人、意大利人、西西里人和迦太基人所組成軍團的戰爭。無疑，最終是來自北方的軍隊獲得了勝利，這使得君士坦丁的權力基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來自于北方邊境。并且即使在324年他最終擊敗李錫尼并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皇帝之后，君士坦丁也很少遠離特里爾和君士坦丁堡之間漫長的北部邊境。

他的行程大多是往返于菜茵河與色雷斯之間，也就是從萊茵河下游穿過意大利北部，再到巴爾干沿多瑙河到達色雷斯。在他漫長的統治期間內，君士坦丁從未巡視過包括西班牙，非洲，意大利南部、小亞細亞和埃及等帝國的南部省份。

330年，君士坦丁所主導的君士坦丁堡的建成以及所謂的遷都活動再次明確了北部和東部邊境對于整個帝國的重要性。君士坦丁用新設立首都方式進一步強調了軍隊、東部希臘化地區以及基督教在帝國體系內的重要地位。君士坦丁堡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軍人、希臘人以及基督教徒們的首都，這在實際上徹底使羅馬城乃至于意大利核心地區邊緣化了，也使得基督教在新首都以及整個帝國體系中擁有了更為深刻影響。

此外君士坦丁作為君士坦提烏斯的長子，自幼作為類似于“質子“的角色在戴克里先的宮廷中長大。在他青少年時期所接觸的人中，應該有相當數量的基督徒。雖然其外貌同父親君士坦堤烏斯極為類似，但其理念和改革措施卻是和戴克里先一脈相承。

也就是說，盡管他們有不同的宗教偏好，但他們的目標和宗教預設卻完全相同。他們都將宗教信仰作為引導全體公民凝聚一致，加強中央集權，以實現帝國復興的重要途徑。二者的差別主要是在于戴克里先基于一種宗教保守主義而進行的改革，他回歸了古老的羅馬諸神以尋求整個帝國的意識統一和各個省份對于帝國的忠誠。

因為研究者普遍認為對于多神教信仰和帝國概念的崇拜及其早期羅馬帝國內征服地區的宗教信仰體系的擴張本身就是一種對于羅馬統治表達忠誠的方式和象征。作為回應，伴隨而來的羅馬諸神的節日慶典以及宗教信仰為被征服者提供了一種融入羅馬世界成為羅馬公民的現實感。

宗教信仰使得各行省同遙遠的羅馬城以及帝國的統治變得更加可以接受和理解。但三世紀以來的混亂和統治重心的逆轉已經清楚地表面了傳統的羅馬意識形態的僵化，因為它將任何新宗教都視為并危險的源泉，認為新的宗教會使人們擺脫舊的宗教和道德職責，從而激怒眾神。而君士坦丁個人的宗教傾向以及多神教信仰所暴露出的問題使其將宗教預設置于基督教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