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八股文其實很多網友應該知道的這個東西爭議很大，有的人是毒害，有的人說這個不一定，但是各也有各的說法吧，對于好壞我們不說，但是如果讓一個人真的去寫八股文的話，那么這個難度會有多么的大呢?下面就著這個問題我們一起揭秘看看吧，感興趣的也一定別錯過了!

“科舉制“對中國古代政經影響深遠，它從隋唐時開始出現，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歷史舞臺，從出現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續了一千多年的時間。

這種由朝廷設立科目，統一考試，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選撥官吏的制度，曾經一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官選撥方式，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它也越來越變得僵化、腐朽，最終被更加現代的學校替代。不過，說到“科舉”，經常會有個詞一并被人們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實中國科舉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開始的。(www.Ws46.com)

早在元朝時，當時的人們就認為唐代的科舉考試，連詩賦一起考，會讓士子們棄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興“文治”，“專尚科目”，這又造成文體“卑弱”，士子風氣愈發萎靡，同時也認為科舉取士過于“浮華過實”，所以，元朝的政府，對于科舉并不是特別認可，屢興屢廢。明朝建立后，初期因為急用人才，薦舉一度很興盛，但是隨著政治穩定后，朱元璋開始極為重視科舉考試，薦舉“恐開私悻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便衰落，科舉正式成為帝國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舉考試，專以“四書”、“五經”命題，士子應答也只能“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氣行文。因而從出題范圍、答題標準到試卷文體都成為定式。在以儒家學說為“治國理政”的時代，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封建社會，掌握了這些儒家經典和文史知識，及第從政后，便可以此為基礎，徹底堅定不移的貫徹實施，“毫不動搖”的堅持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思想，而統治階層則不會擔心知識分子反對孔孟之道，同時也壓制了異端學說，從而鞏固了封建專制，維護了皇權。

將科舉考試的范圍限制在“四書”、“五經”之中，同時必須以程朱學派的注釋為標準，除了強化思想上的統一，防范“政無所統”、“人言各殊”，還有考試制度方面的考慮。因為參加考試的考生時間精力有限，面對漫無邊際的典籍，幾乎無法備考。從漢代開始，儒學經典便開始作為學校里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廣等編著《四書大全》、《五經大義》頒布天下，作為各級官學及科舉的法定教科書，排斥各家之學，只以程朱理學為根據，士子們應試，按照《明會要·選舉》記載，“不能引秦漢以后之書,不能引秦漢以后之事”，“凡不合者，無緣中式”。當時人即指出：“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鑒、性理諸書而外，不列于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銳的將這種做法比作“秦始皇焚書”之舉，說“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這些評論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說，明代的“八股取士”學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將文化專制政策發揮到了新的階段。

雖然“八股取士”制度“統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范作弊上卻是“有所見樹”。因為自古考試，沒有不作弊的，宋代時有人以試卷內容或者開頭結尾中用虛詞作暗號，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時，根據前朝防止作弊的經驗和教訓，認識到采取糊名、謄抄等措施外，要杜絕作弊，還要必須從文章的內容和格式上作出規定。

八股文結構題材有特別的限制，它由“破題”，即破釋題意，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順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對破的分別，并且多為對偶句;“承題”，就是承破題的意思，進一步闡明題意，有正承、反承、順承、逆承之分，但必須要與破題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須要明快關聯;“起講”，也是議論的開始，這里必須要用圣賢的口氣，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來句，或用對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須總結全題，簡明扼要;“入題”，又稱之“入手”，用三五句將上文帶入本題;接著便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這中間都要具體規定，不得擅自為之，最后“落下”收尾。

在如此細致規范下，士子們必須嚴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難。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預擬破、承、開講虛字，隨題紙發給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須用相同的虛字，如果違反，試卷作廢。這樣一來更加防范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長期存在，是因為知識分子寧可在公平競爭的環境接受死板的考試，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試。八股文雖然在防范作弊上有所進步，但是也將考試的僵化刻板發揮到了極致。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

隨著“八股取士”產生的惡劣后果遠遠大于其實際效用時，那么這種考試制度越來越不受士人們喜歡，也越來越阻擋著真正有才華的知識分子進入政府部門。

南宋時著名的歷史學家、目錄學家李燾曾經說：“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科舉考試產生以來，如何將評卷標準化、客觀化，一直是考試制度最難以實現的要求。范沖淹指責當時的考生“賦或八百字，論或千余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宋朝《貢舉令》規定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但是士子們往往不守規矩。

《容齋隨筆》的作者洪邁也說：“今經義、論、策一道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所以，明朝時，八股文的字數上有嚴格的限制。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道，限字五百;“四書”義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間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為準，否則試卷就作廢。如此一來，使得八股文，在評卷過程變得比從前更加客觀和標準，也更加有效率。當然，這種“標準”和“客觀”，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義了。

清朝末年，中國面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先進思想傳入國內，眾多有識之士紛紛呼吁改良制度，以改變虛弱殘破任人宰割的現狀，“八股取士”首當其沖。“戊戌變法”時，八股文變先于科舉制廢除，雖然其后，又被恢復，但是從光緒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經變得可有可無，無關及第當官了。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徹底被廢除，從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