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亞文化的生成機制與引導策略分析

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青年亞文化在社會轉型期的文化表征就是價值沖突，青年亞文化的出現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注，青年群體中不斷出現的青年亞文化傳播現象也使得人們更加關注這一群體，因此必須探討青年亞文化背后的心理生成機制。青年亞文化的解釋可以說是社會壓力的逃避和焦慮、泛娛樂化的產物、正能量的體現、需求的滿足等，以及這種心態下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或消極、或積極的影響，對人們之后的社會發展產生影響。

一、新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價值觀的心理引導機制

青年亞文化生成的時代背景處在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這種環境下的青年群體的價值觀會有出現沖突矛盾和混亂的現象，面對這一現象，如何正確的引導青年群體的價值觀，必須注重對新時代青年的價值引導，價值引導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必須注重“引”與“導”兩部分：引注重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青年存在價值與利益訴求的認同與滿足；導注重價值疏導，通過社會支持進行價值整合與吸納，推動青年亞文化的大眾化過程。

1.身份認同是對青年亞文化進行價值觀引導的前提

青年群體在進行社會化過程中一個主要體現是身份認同。身份是社會成員在社會中的位置，一種對于個體或群體的一種規范或者角色的認同感。身份認同是青年群體在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應該有什么樣的角色定位和相應的社會身份，以及對于這個身份的接受度，這些都是青年群體要面對的以及要接受的。當今時代，多元化的文化使得青年群體對自身的身份認同存在困惑和混亂?！胺鹣登嗄辍钡某霈F是青年人在對社會中自我身份定位模糊與不確定的心理狀態下的一種價值觀的思考?！胺鹣登嗄辍笔且徊糠智嗄耆后w在繁雜的社會環境中對自己身份的標榜，是一種對自身認定為這類青年的標識。因此，引導“佛系青年”擁有對自己正確的身份認同，減少其內部的消極避世的態度，增加更多其內在包容的優秀品質是需要我們不斷進行價值觀的引導。引導青年群體擁有主流價值觀所認同的社會身份和自我價值是可以進一步減少“佛系文化”種消極遁世的一面對于青年群體的負面影響。不斷引導青年群體樹立適合主流價價值觀引導的積極向上，努力奮進，不斷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的社會主義新青年的身份。這就需要我們不斷的理解青年群體產生如“佛系青年”亞文化，加強與青年群體的溝通與交流，了解青年群體內部的訴求，讓青年群體對社會產生“歸屬感”，提高其對身份認同度，確保青年群體培養出理性的價值觀來對待自己的生活和處理問題。

2.社會支持是對青年亞文化進行價值引導的助推力

社會中的人其“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痹谏鐣h境中，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每天都處于虛擬網絡中的青年人，在現實和虛擬社會都建立起屬于自己的關系網的青年人，青年群體在面對社會現實中的壓力時更愿意向關系網中的人的訴說。青年們在網絡中標榜自身，尋求同道中人，一起來表達自身的價值和追求。這種社會支持是青年人應對困難，尋求心理緩解的一種不可避免的有效途徑。“佛系青年”的出現也是如此，他們用“佛系”來符號化自身，不斷宣揚自身的“佛系”追求，以期的到關系網中的關注和追求，但是這種方式會在一定程度緩解，但無法真正解決青年們的內在問題。這就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持來幫助“佛系青年”們，通過社會支持解決他們的問題，釋放心理壓力，進而用正確的價值觀進行指引，培養青年群體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減少消極避世的思想對其的負面影響。社會支持除了青年人自身的關系網還需要我們社會各方面進行幫助。政府應該不斷通過溝通機制來切實解決青年群體的困難，緩解青年群體的外部心理壓力。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認識到處于多元文化社會環境的新一代青年人要求更多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去接受出現的亞文化，增強青年亞文化的包容力，對于其積極方面予以關注，對于其消極方面予以引導，為更好的引導青年群體樹立正確的主流價值觀而做準備。

3.道德修養是對青年亞文化進行價值引導的內在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道德之于個人、之于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加強青年群體的道德修養是引導青年群體樹立正確的主流價值觀的意識的重要內在動力。只有青年群體不斷進行自我修養的反思和提高，才能在面對不良的文化意識侵蝕時可以更好的進行防御和理智的思考?！胺鹣登嗄辍蔽幕某霈F有其積極的一面，體現青年群體思想意識的變化，但是其本身消極的一面如缺少青年群體的活力和競爭力等方面對青年群體的負面影響也隨之流行而不斷擴散。因此不斷引導青年群體在增強其道德修養意識可以抵御其社會現實中出現的消極的文化。提高道德修養需要青年群體培養自律意識，就需要提升青年自身在克己和自省不斷鍛煉自律的能力?？思菏侵盖嗄耆后w需要增強自我克制的能力，在面對網絡流行熱詞時，應該具有理性思考，克制自身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有自身的約束能力。自省是需要青年群體對自身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清楚認知，不斷對自身由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意識，不斷學習他人的優秀品質來提高自我品質。通過這兩點，青年群體不斷提升自我的道德意識，為進一步學習和了解主流意識，減輕不良文化對青年群體產生的群體影響。

4.整合吸納是豐富新時代青年業余文化生活是價值引導的形式

辯證唯物主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和相對的獨立性。在當前處于急劇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相對滯后于當前相對發達社會發展程度，與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目標仍有一定差距。英格爾斯曾經指出，“當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它的國民不經歷這樣一種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僅僅依賴外國的援助，先進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引進，都不能成功地使其從一個落后的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知名學者將“抵抗”、“收編”當成構建青年亞文化的堅固基石，與此同時，其也擔負起了同核心文化的“聯絡員”。即時帶有“誘導與說服”特性的收編完全有別于鎮壓，可盡管其形式涵蓋商業在內的多種類型，可青年身處地位置始終是被動負面的，無法向正面角度轉變。妥協完全不同于贊同，被動的接收時無法同主動地接納相提并論的，為此，將剛性收編朝著柔性規整的方向邁進，讓此類群體能夠自覺展開對自身的改變，如此一來，對于核心價值觀而言，其威力也將逐步增大。和很多文化形式接近，青年亞文化，其中既有積極部分同時不乏消極內容。由此，在對價值引領的切入點是對其展開相應的舍棄，在消滅當中的消極構成時，需將科學化的價值概念同倫理資源一起加入到價值構建的歷程中，加速彼此間形成互為彌補、互為幫助的聯系。對此，對于思想教育緩解，務必要以佛系青年文化所引發的社會要素與心理機制為前提展開系統化的剖析，科學合理地對其展開評判，深入青年們的內心，了解他們的實際需要，將代際所引發的疏離與阻隔縮減到最低，對于青年的個體價值給予應有的關愛與呵護，同時還要對群體展開相應的心理輔導和價值調整。另外，多多重視“個性”其與主流間“共性”的關聯，借以友愛、公允、無私的大環境，以此來探尋價值層面的統一，促進該環節的交流互助。末了，需摒棄價值委婉的展現辦法，而借助于很多實實在在的產品，來徹底取代生澀難懂的觀念概念，無論是藝術鑒賞、文化追尋及真善美的探尋之中，都將該辦法貫徹其中。

二、辯證的審視新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的生成與引導

互聯網與新媒體的快速發展以及不斷涌現的各個社交平臺提高了青年亞文化的發展速度，青年亞文化的呈現方式、表達方式、趣緣群體也紛繁多樣，一個原因是青年群體本身是一個富有創造力和活力的群體，另一個原因是當今網絡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為青年亞文化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二者共同作用才使得青年亞文化在與主流文化的對抗過程中憑借頑強的生命力占據著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個社會中，青年群體作為社會的未來，他們的創造力和活力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他們所引領的亞文化是社會多元文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亞文化所持有的態度、觀點也是社會和主流文化需要值得關注的。一方面是通過關注去做好青年的引導工作，比如說對亞文化影響下的諸如不健康的網絡游戲、校園暴力等影響青少年健康發展的現象要做好引導和糾正；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對認識到青年亞文化并不是消極的代名詞，我們要在社會的不斷變革中對青年亞文化的存在給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要辯證地看待青年亞文化的存在，既要看到其與主文化之間的對抗性，也要看到其對社會文化體系積極的一面，也就是說不能完全武斷地用“是非黑白”去極端地判斷。在某些情況下，亞文化也是對主流文化的補充，可以與主流文化和諧共存。它不僅是網絡時代中青年人文字語言與肢體語言的替代品，也是一種日常文化實踐。因此，我們在評析青年亞文化時應該辨證客觀，避免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青年亞文化的產生和發展。

青年亞文化更多的時候是出發于一種平和、中性的角度，是部分青年人愛好的生活和消費方式，但與此同時，一些青年亞文化對主導文化也有提示警醒的作用，例如網絡中一些反諷的視頻、段子既表達了青年群體的情緒與態度，也揭示了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與問題，對主導文化起到了矯正的作用。所以青年亞文化并非總是負面的價值傾向，也并不是作為與主導文化以抵抗的形式而產生存在的，很多時候他們也可以是互補、和諧并存的。2019年1月，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了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從報告中的數據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我國青年群體對互聯網媒體的依賴程度，比如此報告中顯示2016年我國的網絡直播用戶數量為3.44億，占據整體網民數量的47.1%。而這些直播用戶從年齡上來看，75%以上為35歲以下的青年人。由此可見，我國青年群體對于互聯網新媒體的利用程度之高，他們不僅在直播平臺上娛樂、游戲，同時也借助直播平臺抒發自己的價值觀念、思維情感等。我國在2016年被稱為“中國直播元年”，可見直播網絡規模之龐大，參與人數之眾多，影響范圍之廣。這一現象的出現，筆者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移動終端技術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成熟后萌生了大量的移動終端直播APP；二是網絡直播用移動網絡直播非常適合青年群體的口味，導致了青年群體用戶數量飆升。以網絡移動設備為終端的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交友平臺和展示平臺上，青年群體對文化進行不斷地加工改造、破舊翻新，產生了異于主流文化的各種亞文化類型。毫無疑問，網絡直播已成為許多年輕人非常喜歡的交往方式，成為了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往日在青年群體中存在的較為傳統的網絡信息傳播模式已經被其徹底地顛覆。作為當代互聯網新媒體時代下青年群體集體選擇的新潮的生活方式，網絡直播的流行的社會深層原因值得我們去認真探究，其背后隱匿的青年群體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和對社會的整體態度也是值得我們去深挖和深思的。

很多時候，人們傾向于關注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并認為亞文化主要是消極的甚至是退化的。對于青年亞文化的家園，芝加哥學派和伯明翰學校都相信他們會被政治或商業所接受。但是就現如今媒介與青年亞文化同步發展的情況而言，最終結果未必如此。我們在研究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時，可以查閱匈牙利著名學者卡爾·波蘭尼所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其中他對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的描述可以給我們啟迪和靈感，他用“嵌入”與“脫嵌”理論來分析二者的關系，青年亞文化和主流文化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有著類似的關系，可以將青年亞文化嵌入社會主流文化和其他外來文化的總和中進行理解和分析，同時豐富和充實了社會主流文化；但是另一方面，青年亞文化也由于其獨特性，在青年群體中對于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和主流價值觀有著一種消解的作用，呈現出一種對于主流文化的脫嵌趨勢。所以，對于佛系青年文化這種青年群體中的特殊文化，我們要持有一種辨證的態度，青年亞文化正是在這種嵌入、脫嵌的動態過程中建構出了一種穩定的青年群體文化，同時豐富了社會主流文化，探求青年亞文化的產生機制、社會影響以及其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一些青年亞文化最終被商業化，青年群體是一個很大的消費群體，這樣青年群體的一舉一動都成為了商業資本觀察和分析的對象，青年亞文化在青年群體中流行的“氣息”早已被商業資本嗅到，所以當下商業資本在青年亞文化群體中的滲透也是非常明顯的。因此，我們既要尊重網民交流思想、表達意愿的權力，也要依法構建良好網絡秩序，這樣有利于保障廣大網民合法權益，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網絡空間是虛擬的，但運用網絡空間的主體是現實的，大家都應該遵守法律，明確各方權力義務。要堅持依法辦網、依法治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制軌道上健康運行。同時，要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設，發揮道德教化引導作用，用人類文明優秀成果滋養網絡空間、修復網絡生態。必須通過依法管網、依法治網，確保構建抵制不良青年亞文化對青年健康帶來消極影響的“防火墻”。

但是青年亞文化的發展，也并非都是被政治或商業收編，雖然有被政治收編或肅清的亞文化，比如以前被視為青年亞文化的西部牛仔文化，在時代發展過程中被主導文化吸納融合，現代社會的牛仔服飾已經被大眾廣泛接受，并已經成為我們大眾生活中重要的服飾之一。從肅清角度我們也可以舉出實例，當代哈韓哈日潮流中的青年人，同時也存在著非常理性的頭腦，雖然對韓劇中的男明星輕易著迷，但對于存在侵犯、辱國等行為的明星，青年群體還是隨著主流文化一起抵制，體現了熱血的愛國情懷；曾在真人秀節目中表現突出的嘻哈說唱人，因為嘻哈歌曲中的歌詞，極度不尊重，侮辱女性，便被多家主流媒體點名批評并被肅清封殺，這是青年亞文化中被主導文化打擊肅清的例子。在青年亞文化的初步研究中，研究人員對青年亞文化持否定態度，但在實際生活中，青年亞文化未必都是消極的，亞文化是青年群體宣泄自我情緒，表達觀點和態度的途徑，比如青年群體中流行的P圖表情包和“斗圖”，就是通過面向圖像的面部表情圖像傳達個人情緒情感。它不僅是互聯網時代年輕人書面語言和肢體語言的替代品，也是日常文化習俗。新媒體背景下的青年亞文化不僅是對當前文化狀況的一種表征，它反映了主流文化的裂變和分散，也是與青年團體獨特方式構建的主流文化的溝通和對話，從而為這個時代的文化創造提供了多方面開放的可能性。

青年是一個國家的喧鬧和更引人注目的部分。青年亞文化中也有一些應該被剔除的糟粕部分，比如涉及到黃賭毒違背道德與法律的內容，如果不及時清除便可能會影響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但與此同時，我們對青年亞文化也應該予以開放包容的樂觀態度，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青年亞文化，相信青年亞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會進行自我調適，在表達自我的同時也會自我修正。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積極引導人們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斷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基礎。

（作者系濱州醫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