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版的“太平天國運動”，淺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

肇端：巴列維王朝的建立

1921年，伊朗卡扎爾王朝哥薩克旅中的一名軍官利用哥薩克旅這一外籍軍團的特殊地位秘密制定了推翻卡扎爾王朝的政變計劃，這名軍官便是巴列維王朝的奠基人-禮薩汗。當年在外部英國人的支持下，禮薩汗發動政變一舉驅逐卡扎爾王朝末代皇帝阿罕默德·沙阿自任陸軍大臣，全權掌控伊朗大權，從而完成奪權登基的第一步。然而1921年政變成功的背后有著英國人圖謀殖民伊朗的算盤，這一算盤從政變后由親英作家和政客賽義德·吉雅丁出任首相可見一斑。

親英派的掌權意味著禮薩汗的奪權之路并未因此結束。此后數年，其極盡偽裝之能向大英帝國展現出了一名忠實仆從國將領的假象，但卻在暗地里全力掌控彼時伊朗最強大的一支武裝-哥薩克師。哥薩克師本是沙皇俄國為掌控伊朗派出的一支“雇傭軍”。這支雇傭軍明面上是替伊朗工作實則全權聽命于沙皇。但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隨著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慘遭蘇維埃政權槍決，這支精銳部隊成為了一支漂泊在外的“孤兒”。正是瞧準了精銳的哥薩克群龍無首的局面，禮薩汗才果斷地放棄“國家大權”精心經營哥薩克師。1925年，禮薩汗再次發動政變，推翻親英政府徹底終結卡扎爾王朝。隨著他登基為王，傳奇的巴列維王朝誕生了！

古波斯遺跡

?生存：封建帝王的左右橫跳為伊朗贏得生存獨立之機！

用現代歷史眼光來看，禮薩汗推翻卡扎爾王朝建立巴列維王朝之舉就是典型的封建王朝更替。封建王朝統治之下，國家的存亡興替完全取決于帝王的政治手腕。于伊朗而言，巴列維王朝的奠基人與開國者禮薩汗算是一個頗有政治手腕的國王。面對北方蘇聯與南方大英帝國兩面窺覬兩面夾擊的局面，禮薩汗明智地選擇“不占邊”實行中立政策，同時又積極尋求第三方勢力意欲破除被迫選邊站的困局。那么禮薩汗選擇了哪個國家作為破局的第三方呢？沒錯，它就是由元首希特勒領導的法西斯德國。

一戰中戰敗的德國在希特勒這位來自奧地利小鎮的青年激進的領導下竟然奇跡般地冒險成功從而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在國家層面，德國是英國的“世仇”，有著制衡英國的戰略需要；在意識形態方面，法西斯天然仇視共產黨學說因此與蘇聯的分道揚鑣是注定的；最后是軸心國的戰略安排（即德日東西對進瓜分歐亞的戰略布局）需要拉攏大陸中部的中立國家。于是在英蘇夾縫中艱難求存的伊朗自然成為了德國急需拉攏的對象。德國有意，禮薩汗自然“投懷送抱”，不過很可惜這位開國君主低估了英蘇排除德國勢力進入中東的決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不久，英蘇兩國南北對進開入伊朗逼迫禮薩汗流亡，由此宣告禮薩汗的戰略安排失敗！然而禮薩汗雖離開了伊朗，但他的功績依然不可磨滅，左右橫跳下伊朗并未亡國，而繼位的巴列維更是將其父左右橫跳的技藝發揚光大為伊朗爭取到了最大的外援——美國。

伊朗重獲獨立

畸形的發展：上層的西化與底層西化下的民不聊生！

1941年6月，禮薩汗因拒不驅逐德國顧問遭英蘇兩國入侵。不久，禮薩汗被迫流亡海外，其子巴列維被指定為繼承人。但急于瓜分伊朗的英蘇兩國并未承認巴列維的王位，直至1942年美國介入，美國介入后出于拉攏伊朗進入反法西斯同盟的需要，拉著英蘇兩國正式承認為巴列維的王國，美國的“出手”讓巴列維清醒地認識到唯有美國才是伊朗可以依仗的第三方勢力。于是登上國王之位的巴列維果斷選擇了親美路線并成功在戰后驅逐英蘇勢力實現了國家獨立。

沙阿，伊朗對國王的傳統稱呼，巴列維登基后組建的政府習慣上被西方稱為沙阿政府。鑒于巴列維親西方的態度，西方對伊朗沙阿政府的支持是不遺余力的。1949年，借著伊朗人民黨刺殺沙阿未遂，巴列維政府成功地取締了這一親蘇政黨。然而彼時世界局勢走勢愈發令封建制度無法生存，巴列維順勢而為改組政府實現立憲。然而名為立憲實則國王的權力依然極大，掌控著武裝部隊并擁有最終決定權的伊朗沙阿政府本質上是披著西方立憲制度外皮的封建王朝。巴列維專權但亦明白西方社會制度的優勢，因此在位期間他推動改革（史稱白色革命），通過土地革命、賦予婦女選舉權及消除文盲三大措施使得巴列維王朝晃晃悠悠地走到了70年代末。白色革命理念雖好，但并未改變伊朗舊有的頑疾，吸納大量勞動力的農業并未因土地改革而獲益、婦女有選舉權但在傳統伊斯蘭教法約束下除了上層社會的女性有真正獨立自主的投票權外廣大底層社會女性依然附屬于家庭沒有真正實現獨立、文盲消除運動雖進展順利但依賴識字的宗教教士使得宗教在社會底層更加穩固。底層沒有獲益，而上層社會因親西方的政策獲益而紙醉金迷。一場革命不可避免地開始醞釀！

巴列維時期的德黑蘭街頭

?革命：伊朗版的“太平天國”-教士階層領導下的伊斯蘭革命！

美蘇冷戰大背景下，投靠美國的巴列維沙阿政府對各類進步勢力的打壓間接導致了伊斯蘭教士階層的坐大。對于教士階層的坐大，傾向世俗化的巴列維沙阿自然是深有警惕的，因此在白色革命期間他直接逮捕了反對世俗化改革的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并最終于1965年將其流放海外（伊拉克）。可惜巴列維的改革并非真正解放解放受封建宗教制度影響的普通百姓，反而被教士利用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基層的影響力。封建帝王的高高在上注定了巴列維無法真正將目光投向伊朗的底層社會。局限于首都西化的社會風氣，他松懈了對教士集團的警惕。這種麻痹大意最終導致了1978-1979年席卷全國的伊斯蘭革命。

伊朗伊斯蘭革命初期是反對派領導的底層社會對封建王權的顛覆，因此當巴列維沙阿同意流亡海外起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中上層反對派暫時掌控大權，這便是巴赫蒂亞爾政權。巴赫蒂亞爾政權建立伊始，伊朗確立了共和國體制并邀請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回國。巴赫蒂亞爾政權的善意邀請并未贏得霍梅尼的善意回應，其在回國當天即發表演說宣稱要推翻當局建立神權政府。霍梅尼的宣言是否有些耳熟？沒錯，他不合當時世界發展潮流的神權高于一切的建權演說像極了百余年前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比起太平天國運動所利用的沒有根基的基督教，霍梅尼的什葉派伊斯蘭教在伊朗根深蒂固，于是伊朗革命成果最終被教士集團利用廣大的底層信眾奪取，伊朗現代政權就此成型。

教士死亡

尾聲：神權能否麻痹一世？

神權政府的建立意味著傾向共和的資產階級勢力的退散。而在神權之下，這種退場顯得血腥。矯正過枉，教士階層的行為自然惹得一幫巴列維時期深受西化的中上層群體的反感，然而還未待他們行動，鄰國獨裁者薩達姆卻主動給霍梅尼遞上了解決伊斯蘭革命遺留問題的刀子-兩伊戰爭。兩伊戰爭，伊朗成功通過衛國戰爭將人民凝聚到神權政府周圍，同時借助戰爭伊朗教士階層成功清洗了國內反對派。

神權政治，這本在20世紀近乎絕跡的政治生態成功在伊朗復活。當然伊朗教士階層亦十分清楚神權政府在現代社會是不合時宜的，因此他們選擇保留了共和國制度。然而在神權思想無孔不入掌控著民眾的情況下，一人一票的意義本質上是有限的。因為科學，歐洲得以打破中世紀神權政治從而走向強盛。因此伊朗教士階層能否在現代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背景下繼續執政？這的確是一個有待觀察的有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