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知識>拼音之父周有光名言(細說漢語拼音之父)
發布時間:2024-01-22閱讀(14)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中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創制人之一,中國語文現代化倡導者,當代中國語文文字界的旗幟性人物,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蘇常州青果巷,先后就讀于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歷任光華大學教師、江蘇教育學院教師、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師、新華銀行派駐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職員、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名譽會長等等,曾任全國政協兼教育組副組長。
江蘇常州青果巷出了三位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學者:趙元任、瞿秋白、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蘇常州青果巷“唐氏八宅”之一的禮和堂,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員,同時也在常州經營棉紡、織布、當鋪等產業。
清朝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軍攻打常州,周有光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軍守城,以家產供應清軍發軍餉。隨后,城池被起義軍攻破,他的曾祖父投水自盡,周家的家產盡失,從此,周家開始衰敗,后來,清政府感念周家護國有功,封周家人為世襲云騎尉,享受俸祿直至清朝末年。
周有光的祖籍是江蘇宜興,后遷居常州。到周有光的父親時,靠祖上留下的房產,周家在當地還算殷實。周有光記得很清楚,小時候,家里的房子很大,自己一家人住不了,就把房子租了一半給房客,房客也有幾個孩子,自己總愛和他們在一起玩。
小時候的周有光,對屋檐下的麻雀窩興趣特別地大,總愛和伙伴們爬上去掏麻雀蛋,有的時候,還遇到麻雀尖叫地飛起來,嗚嗚地叫著,不停地繞著他們飛:
“它們那是在罵我們呢,我那時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周有光小的時候,受過很高的舊式教育的祖母教他背古詩詞。周有光6歲時,他進入七年制的小學讀書,這是一所新式小學,小學教英文,但周有光更喜歡語文和數學。后來,周有光隨全家遷居蘇州。

呂叔湘
1918年,周有光入江蘇省立第五中學(常州高級中學)預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學,與后來一樣成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是同學。周有光在回憶時說:
“小學和中學,我們的國文讀的都是古文,課本上沒有白話文,不過,老師提倡我們課外看有白話文的書,于是,我們就課上讀文言文,自己看白話文,同時,也能寫白話文。當初,我沒有對語文特別偏愛,國文,英語和數學,學得都不錯。高中以后,我才喜歡文學,那是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在當時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語文運動,就是白話文運動。大家都提倡國語,而我們受教育的學生,都是用方言,以至于到今天我背古詩的時候,我只能用方言,如果要我用普通話念古詩,那我就費勁了。”
周有光說:
“五四運動提倡的白話運動,影響的基本上是我們那批年輕人。”
中學時期有位女教師對周有光有較大的影響。那時,她經常請一些有名的教師和教授來學校講課和演講。在名人來學校講課和演講前,每次她都會在黑板上做一個預告。有意思的是,她不是寫下名人演講的字樣,而是把“名”這個字的點筆劃拉長,變成“各人演講”,可以看出,她不盲目崇拜個人的思想。
周有光認為,一個人的少年時代,在一生中是很重要的。老師的一句話往往比一本書的影響還要大,他為中學時期能遇到那位女老師而感到慶幸。
1923年,周有光中學畢業,成績優異。由于家庭經濟困難,本只能選擇免交學費的師范學校,但周有光無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約翰大學,而后又幸得親友資助,湊齊了兩百元學費,于是,他就入學了。周有光在大學中,主修經濟學,但因愛好語言學。讓他選修了語言學。
大學時代留給周有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外籍老師。那個時代,時局動蕩不安,周有光每天在圖書館看報紙,知道世界上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報紙上的消息密密麻麻的,讓人看得透不過氣來。有一天,那位外籍老師問周有光:“報紙上每天都刊登了世界上發生的很多事情,你知道哪個消息最重要?又為什么最重要?那個消息的歷史背景又知不知道呢?”外籍老師的一連串的問題,還真把周有光問住了,還沒等周有光回答,只聽外籍老師又說:“不知道的話,就要多查查資料,《大不列顛詞典》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書。”周有光從此就按照外籍老師所說的方法讀書看報,其效率果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周有光進的是教會學校,一進學校周有光就用英文打字機,但是,中文沒有打字機,周有光就感覺到英文用起來非常方便,而中文則不方便,中文一定要用毛筆寫。呂叔湘是周有光高中的同班同學,上大學后,周有光在上海,呂叔湘在南京,因此,他們就有通信。當時,大家關心的都是中國的國語運動,他們通信的話題也主要圍繞國語運動。”
這個時候的周有光,對語言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說:
“當我看書看得疲倦了,改看語言學的書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國民黨統治時期,有許多“左翼運動”組織,語文“左翼運動”有一個重要人物,后來,成為了周有光的同事,他的名字叫葉籟士。葉籟士在日本讀書,后來編了一本雜志,叫《語文》。那時候,“語文”兩個字,不是連起來的,語言就是語言,文字就是文字,語文兩個字連起來用,并作為雜志的名稱,是葉籟士開創的。
周有光給《語文》寫文章,因為周有光是外行,名字都是用假的名字,也就是筆名,也就是周有光,后來,“有光”變成了他的號。
周有光笑言:
“那些文章很幼稚,現在看起來都覺得不好意思。”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sà)慘案,周有光隨同全體同學和華籍教授離開上海圣約翰大學,改讀離校師生創辦的光華大學,1927年畢業。
1933年周有光去日本學日文,很快就學會了日語。周有光那時候有一種‘左傾思想’,因此,想跟隨河上肇先生學習左傾的經濟學。當時,他是左傾的經濟學家,他對他十分地欽佩。周有光本來在著名的東京大學讀書,而河上肇先生在京都大學教書,于是,周有光就去考西京大學,結果,等周有光來到西京大學后,河上肇卻被逮捕了。
周有光所就讀的上海圣約翰大學,跟美國是接軌的,但是與日本不接軌,因此,周有光在日本就只讀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讀經濟學,因為那些經濟課程,周有光都學過,他基本上都是在學日文。

周有光與張允和
一年時間,周有光的日文已經說得不錯了,其發音準確程度連日本人都稱贊不已。當時,周有光的夫人張允和在日本懷孕了,于是,周有光攜夫人回上海。回國以后,周有光原本準備去美國讀書,于是,他就找工作,準備攢錢留學,結果卻遇到了抗日戰爭,全家逃難到后方避難。值得一說的是,抗日戰爭期間,是周有光最困難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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