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如果說《奇跡》和《我不是藥神》交換一下位置，結果會怎樣？在觀看《奇跡》到一半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中浮現(xiàn)這個問題。雖然我在之前的簡評中說，奇跡與《我不是藥神》的....

如果說《奇跡》和《我不是藥神》交換一下位置，結果會怎樣？

在觀看《奇跡》到一半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中浮現(xiàn)這個問題。

雖然我在之前的簡評中說，奇跡與《我不是藥神》的前半段高度相似。但我并不認為文牧野重復了自己。

同為現(xiàn)實主義題材，《奇跡》與《我不是藥神》的區(qū)別在于，《奇跡》并不具備《藥神》的社會批判性，而更像是大時代下一個個體抓住時代機遇拯救自我以及身邊人的故事。

這樣的“逆襲”，“勵志”故事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缺少。那么《奇跡》又貢獻了什么新的東西呢？它與《當幸福來敲門》等又有什么區(qū)別呢？

從勵志，個體奮斗改變命運的元素來說，《奇跡》中只有智能手機零部件回收、綠色產業(yè)鏈這個元素是有時代性的，影片也從一開始就將時間明確為2013年秋。

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說，2012-2013年的時候，無論是在深圳，還是北京，全國一線城市包括強二線城市，到處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的跡象。一個蓬勃的創(chuàng)富時代正在展開，一個新的階層即將崛起。

而這樣的故事背景讓人想到另一部影片《過春天》。該片并非勵志題材，但背景卻高度依賴于2010-2016之間在深港兩地之間利用價差攜帶蘋果手機牟利的“水客”群體。

雖然并不勵志，但該片的結尾，母女二人站到深圳的高山上眺望香港，十幾二十年前那還是不可企及的存在，現(xiàn)在卻已經(jīng)可以平視。正是在影片上映的那年，深圳的GDP正式超過了香港。

而《奇跡》上映的年代多少有一點“生不逢時”，一方面因為疫情等多方面原因，這幾年國民經(jīng)濟一直在努力提升抗擊打能力和韌勁，另一方面，因為轉型期的陣痛以及過往浮現(xiàn)的問題，大家也在整體承受著相應的代價。

在這個時候，一個階層躍升的故事能激起多少共鳴呢？在《奇跡》上映之前，我腦海中就有這樣的疑問。

關照在時代激蕩下被擠到邊緣的、被忽視的群體，這是《藥神》已經(jīng)做過的事情。這么一說，文牧野似乎“退步”了。在當下這個時代，不論是雞湯還是雞血，都不能喚起民眾更多的熱情和回饋。也許這也是大年初一《奇跡》票房不及預期的原因。

正因為此，《奇跡》的價值無法僅僅落實在“追逐夢想”、“階層躍升”這個層面，盡管有這些元素。我們也不能否認，《我不是藥神》的前半段事實上很有某種“成功學”氣質。

從《藥神》之后，文牧野已被認為是80后最好的“命題作文”導演，《藥神》的高口碑和廣泛社會影響也使得文牧野有“80后導演”中領軍人物之勢。我之前提出近年來嶄露頭角的80后導演陣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牧野、郭帆、饒曉志、忻鈺坤，韓延、蘇倫、畢贛等。

文牧野在訪談中說，他接到這個項目時，被要求“不能有原型，不能有反派”。在我看來，這部電影的主題并非一個個人奮斗史，而是一部“深圳群像”。

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是深圳，這個被稱為“希望之地”、“機會之城”的地方。這里既誕生了馬化騰也誕生了三和大神，極致的財富和窘迫在這兒合二為一，讓人覺得這是個什么都有可能發(fā)生的地方。

也因為此，主角景浩年輕，有闖勁，腦子好，有技術，肯干，干啥成不了？所以必須給他背上各種“包袱”：母親離世、父親隱形、妹妹先天性心臟病，他大學輟學南下打工。因為必須要給主角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以一定的挫折感，所以房東、盜賊、臺風也成了他前進路上不可缺少的障礙。

然而最有戲劇感的那個障礙，恐怕是王傳君飾演的李經(jīng)理。作為片中趙總的助理，李經(jīng)理的作用是幫他擋掉80%的日常事務，所以景浩這樣的小人物自然成了他要排除出去的干擾項。

而他最擅長的還不是從事情本身，而是從性質上，從人格上給予否定，比如“你就是個打工的”（對前幾年流行的“打工人”說法的絕佳反諷），“你就是好高騖遠”等。

這些都是營造戲劇感的橋段，但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在一個空前強調成功和奮斗的時代，一般意義上的成功者通常都喜歡把自己成功的原因歸結為個人奮斗，而機遇、時代紅利等往往被他們“輕輕掠過”了，似乎一切都是個人資質的作用。潛臺詞就是“你不是那塊料”。

這可能來源于潛意識中的懼怕競爭者和后來者的意識。實際上，雖然一輪巨大的創(chuàng)富浪潮已經(jīng)到了間歇期，但這種精神上的“雞湯”或“毒雞湯”卻依然不乏市場。

而景浩集合一幫通常意義上的“邊緣人”、loser，也有一種“歡樂合唱團”的氣質。因此，無論是失聰女工，落魄拳手，網(wǎng)吧大神，老修表匠還是其他人，合在一起都有了一種喜感氛圍。

因此這部電影始終洋溢著青春氣息和歡樂氣氛。雖然有雨夜被人趕出出租屋的橋段，但也比不上《當幸福來敲門》的威爾史密斯深更半夜蝸居在廁所被人敲門的段落來得動人。

而這也是我喜歡這部電影的點，它在情感上很節(jié)制，很內斂。文牧野確實有一種超出其年齡層次的定力。

而作為一部商業(yè)影片，必須是要爆發(fā)的。最后一群男女老少在電梯里歡呼的橋段，是經(jīng)典的高光時刻。當然最后的CEO上臺演講也是通俗意義上的成功者身份加成。

我們并不能忘記，片中景浩實現(xiàn)“逆襲”的關鍵，是趙總給了他認可。這也是貫徹了一條通常意義上的成功哲學：成功的最有效路徑就是獲得成功者的認可。

因此，這部影片是非常現(xiàn)實邏輯的。與《藥神》中的情與法的沖突不同，《奇跡》的成功建立在技術迭代、產業(yè)升級和綠色經(jīng)濟相輔相成的經(jīng)濟邏輯上，但沒有趙總的“大筆一揮”，“金口一諾”，主人公也不可能下決心進行這種賭局。

我想趙總在高鐵上對著氣喘吁吁的景浩離去的背影，就差說出一句 “他和過去的我一樣”了吧。

所以，在成就邏輯上，《奇跡》類似于《中國合伙人》，類似于《外來妹》，是改開以來經(jīng)濟成長邏輯的進一步深化。

既然如此，這部影片既沒有試圖在挑戰(zhàn)主流價值觀，也沒有類似《藥神》那樣討論情與法的沖突等社會議題，那么它有什么值得稱道之處呢？

讓我們回到《我不是藥神》。《藥神》中的程勇，一個賣印度神油的，因為父親的治病需要，選擇售賣印度治癌藥來牟利。而《奇跡》中的景浩則是為了給妹妹治病，從動機上來說，都是最基本的親情倫理價值。

而程勇的不同之處在于，一開始他就因為跟前妻關于兒子的撫養(yǎng)權問題起了沖突。前妻要為了孩子的發(fā)展把兒子帶去國外，這又與當年的《親愛的》中黃渤郝蕾飾演的離異夫婦一致。前妻有一句臺詞：“你（程勇）在我眼里就不是個男人。”這句話又與《隱秘的角落》第一集中姑父與秦昊飾演的張東升說的那句“沒有野心的男人就不算男人”異曲同工。

所以，《藥神》與《奇跡》的區(qū)別在于，《藥神》中的程勇有強烈的階層躍升意圖，而這也是前幾十年中國影視劇中的“主旋律”。對于程勇來說，影片開頭的他當然是個普遍意義上的“l(fā)oser”。

而景浩在深圳這樣的希望之城，自身年紀不大，從動機上對于階層躍升的渴求并非沒有，但更像是為了妹妹治病的“副產品”。他的動機更多來源于母親離世前囑咐他的，家庭的責任感。

正因為如此，《奇跡》所依賴的情感因素和價值需求更多源于傳統(tǒng)的親情倫理。而最終集合一群邊緣人干一番大事業(yè)，并成為“合伙人”，更是對當年的《中國合伙人》中“千萬不要和自己的兄弟一起開公司”的否定。

這讓人想起一個重要的社會形勢的轉變：從過去幾年開始，階層固化成為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并逐漸接受的一個社會現(xiàn)實。筆者也曾多次撰文討論過這一話題。從過去兩年熱映的“失敗者敘事”三部曲《我是余歡水》、《重生》、《隱秘的角落》，到去年專屬于失敗者的平民史詩《喬家的兒女》，到年末給空巢少年和三和大神的一曲頌歌《雄獅少年》。

影視劇是社會現(xiàn)實的映射。當普遍的階層固化成為一個既成事實，如何面對并應對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現(xiàn)實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命題。

這兒我們要做一個重要的辨析。從一般來說，階層躍升有兩種，一種是橫向的，一種是縱向的。

比如我們從解放前一窮二白的農業(yè)社會，到如今的工業(yè)社會，GDP從落后到全球第二，這是一般意義上的縱向躍升，是全體人普遍受益的。

另一種是橫向的，比如隔壁住八十平米，我家住一百平米，隔壁一年賺十五萬，我賺二十萬。

改開以來，我們一開始理解的階層躍升多來源于第一種，而之后更多來源于第二種，即“我比別人好”。

但橫向的階層躍升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零和游戲”，“我比別人好”意味著“別人比我差”，這樣，在精神屬性上，兩者的總和在社會層面上是不變的。

但這種相互之間的差別卻會造成個體心理和情緒的失衡。這些年來愈演愈烈的階層焦慮就來源于此。

無法否認，階層躍升的巨大需求催生了人們努力奮斗改變現(xiàn)狀的巨大動力，但同樣也無法忽視，它將整個社會導向一種競爭白熱化的氛圍，而缺乏退出機制和心理層面的“保險杠”等“吸能裝置”，更是將人心暴露于赤裸裸的紅海之中。由此造成的內卷，躺平現(xiàn)象，便是對這種機制的反饋與回應。

因此，《奇跡》在這一點上的“破題”顯得非常的“單純”。景浩的個人奮斗，有非常強烈的個人動機，也有野心的支持，但卻沒有那種被置于社會底層、抱怨命運的恨意，也沒有階層躍升后強烈的報復感。在這點上，《藥神》還略有筆墨。當然這讓程勇這個人物更加豐滿，也讓他最終導向拯救病患者的動機從“小愛”走向了“大愛”，讓影片主題更加深刻。

所以，《藥神》更接近于一個從“人”到“神”的傳奇式故事，而《奇跡》更接近于普通人。雖然最后景浩成為CEO，更像是一種“深圳神話”或者“深圳價值”的體現(xiàn)，但坐在影院中的觀眾更多感受到的不是躍升后的快意，而更接近于小時候得到了某個心愛的玩具，或者獲得了心儀姑娘的垂青的幸福感。一句話，這里沒有零和游戲。

而景浩值得稱道的地方，正如拆機的精細手法，以及整理操作流程的極客精神，讓同行驚呼“你這是搞研究啊”。這也是深圳這座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奇跡》的邏輯是更通俗的，更接近平凡人的，正如它的副標題《笨小孩》。正因為“笨”，所以用了一條大多數(shù)不會走的，苦而又堅定的路。正如最后的達標率百分之八十七，這更接近于“和自己賽跑”，而不是“競爭”。

而更為重要的是愛，對自己的愛，對家人的愛，對朋友的愛，對理想的愛，對社會公義和價值的愛。

階層躍升并非人生主題，心懷愛意方是正道之光。